国外罪犯心理矫治起源和发展 阮浩.docVIP

国外罪犯心理矫治的起源与发展 人类的犯罪问题古已有之，但是对犯罪人和犯罪心理的矫治还是自自由刑以来产生的， 与刑罚思想与刑罚制度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连。 一、历史的渊源 （一）对生命与肉体的摧残—报复主义的阴霾 中世纪在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思想的统治下，“主观定罪”、“刑罚擅断”与报复主义联系在一起。视犯罪为恶魔缠身，残酷地使用生命刑、肉体刑的行刑方式，欲将犯罪人置于死地而后快。令我们注目的是，犯罪、精神异常、恶魔在当时被视为一类。犯罪学家理查德·昆尼等对此有以下叙述：在中世纪，把犯罪和其他异常行为归咎为恶魔鬼怪。泰扎斯用了很大的注意力来研究这个原因，他主要论述了犯罪的社会原因和精神异常问题，把他们归因为人中了邪魔的结果。在16世纪到19世纪初期的大部分著作中，罪犯被认为是在某一方面和世界外部的魔怪有着不正常关系的人（美 理查德·昆尼等《新犯罪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因而犯罪人与精神病患者同被视为异类，遭受到残无人道的迫害。尤其当社会因面临混乱与动荡、天灾与人祸而社会秩序受到威胁时，他们除受灭顶之灾，别无出路。 （二）报应、威慑与矫正—自由刑的光芒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启蒙思想的兴起，在自由、平等、人道主义的旗帜下，以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为主要内容的自由刑一步步登上了历史舞台，罪犯矫正作为这一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刑事古典学派的贡献 犯罪古典学派提出了犯罪只是已然之罪，刑罚或者是对已然之罪的报应（报应主义），或者是借助于对已然之罪的惩罚给他人以威慑，预防其犯罪（威慑或一般预防主义）。其代表人物首推贝卡利亚（1738—1794），他对中世纪封建法律作了强烈的抨击，指出：纵观历史，目睹由那些自命不凡、冷酷无情的智者所设计和实施的那些野蛮的和无益的酷刑，谁能不悚目惊心呢？目睹帮助少数人欺压多数人的法律有意识地造成或者容忍成千上万的人陷于不幸，从而使他们绝望地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谁能不毛骨悚然呢？目睹某些具有同样感官、因而也具有同样欲望的人在戏弄狂热的群众，他们使用刻意设置的手段和漫长残酷的刑讯，指控不幸的人们犯有不可能的或可怕的愚昧所罗织的犯罪，或仅仅仅仅因为人们忠于自己的信念，就把他们指为犯罪，谁能不浑身发抖呢？”（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年，第42页）。贝卡利亚重视犯罪于刑罚之间的理性关系，主张只有法律才能规定犯罪于刑罚，刑罚的目的是预防不应是对付社会某一成员的暴力行为，刑罚应是公开的、清晰的、即时的和不可避免的，等等，提出了对至今也有重大影响的著名的罪行法定和罪刑相当的刑法基本原则。 与刑事古典学派的思想相呼应，在英国及其它国家兴起了监狱改良运动，促进了自由刑的形成与发展。 监狱改良的发起者是英国监狱学家霍华德（1726—1790）。鉴于当时监狱的恶劣状况，霍华德对英国监狱作了全面考察，并调查了法、比、德、荷等国的许多监狱。于1777年写出了《英格兰及威尔士监狱状况》一书，详尽揭露了监狱的黑暗—房屋破旧，阴暗潮湿，男女老幼混居，瘟疫疾病流行，加上沉重的劳役等 ，呼吁监狱的改革。从而在英国及其它国家兴起了监狱改良运动。这一运动于贝卡利亚的思想相呼应，改变着正在产生的自由刑理念，乃至整个刑罚观念。比如当时流行于监狱的新口号是“是监禁判决而不是监狱待遇构成刑罚”，“是判决长度而不是服刑条件表明刑罚的严厉性”。“刑罚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减少犯罪和改善犯罪人”，等等。（李贵方：《自由刑比较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16页）。 刑事实证学派的功绩 如果说用“报应”、“威慑”替代中世纪刑罚的野蛮性是刑事古典学派的一大贡献的话，那么刑事实证学派的功绩就在于从刑罚的惩罚性走向刑罚的矫正性，由刑罚的一般预防转向刑罚的个别预防，把犯罪人而不是犯罪行为作为犯罪预防的重点，主张通过各种矫正措施，使之不再犯罪。因此，研究犯罪原因，制定刑事对策，变成为刑事实证学派的重点。龙勃罗梭（1836—1909）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多年的观察和研究中，他建立起一个信念：“善良的人与邪恶的人的性格，同他们的生理、骨相有关”。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见解，龙勃罗梭对一名汪洋大盗的尸体进行解剖，发现头骨中央有一个明显的凹陷处，这为原始人类和动物才有。他感到自己的见解得到了证实，不禁欣喜若狂。尽管在这以后，龙勃罗梭不断修正着自己的观点，把犯罪的原因扩大到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的综合研究，然而时隔36年，在1906年世界犯罪人类学大会上作演讲报告时，他仍然以这样的语言描述当时的心情：好像一个黑夜的迷津者，看到了一条光芒灿烂的道路，终于揭开了犯罪者犯罪真相的帷幕。可以想象，为冲破报复主义的阴霾，又将刑罚引向针对罪犯人格特征的矫正与治疗，这在当时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毅力！ 在刑事实证学派中，直接将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