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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任官取仕制度之流變 (上) 歷史月刊 2006/12/27 要人群服從領袖，聽官僚發號施令，總得要有令人心服口服的作為。因此，「一國的政權，究竟該交付與哪些人？」錢穆說，這是研究人類政治的第一義。任官取仕的辦法，自然成了政治制度史上的首要課題。 【文／黃延齡】 蜜蜂是政治性的動物，牠們有完美的社會組織。然而，蜜蜂嚴密的社會分工，奠基在不同的生理特徵、成長日齡上；工蜂不會妄想成為雄蜂，護士蜂、侍衛蜂更不會因職務之便，密謀篡奪蜂后的地位。牠們各按本分、各盡天職，整天忙得不亦樂乎。 人類可不一樣哩！地位低的想往上爬，身分賤的要大翻身，甚至有誰也不服誰的傾向。雖然亞里斯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那多半是為了謀食、禦敵的形勢所逼，恐怕非生性使然。要人群服從領袖，聽官僚發號施令，總得要有令人心服口服的作為。因此，「一國的政權，究竟該交付與哪些人？」錢穆說，這是研究人類政治的第一義。任官取仕的辦法，自然成了政治制度史上的首要課題。 周代：從封建世襲到游士崛起 （一）世襲制度的形成及完備 傳說中的「五帝」反映了「部落聯盟」的政治型態，舉凡共主的人選、官員的指派，都必須由各方諸侯開會決定。堯、舜的「禪讓政治」，即反映了這種政權遞嬗的模式。堯、舜也是人，難道他們沒有把家業傳給子孫的私心嗎？《史記五帝本紀》載：「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可見堯腦中曾閃過「父死子繼」的想法，但礙於兒子不肖，恐怕四方諸侯不服，才選賢而授。舜傳位給禹，同樣因兒子商均不肖，才取消傳子的念頭。「傳賢不傳子」非願也，乃形勢使然。 大禹建立夏朝，象徵進入「國家」階段。他在會稽大會諸侯，防風氏的首領遲到，禹一怒之下將他處死，可見王權已經很專橫了。禹傳位給兒子啟，奠定「家天下」的傳統，雖然諸侯們有幾次反撲（有扈氏反啟、少康中興事件），「世襲制」已成為不可扭轉的趨勢。西周，透過「宗法制度」，以嚴密的血緣親疏關係，決定政治地位高低、管轄區域大小；並建立一套不可僭越的「禮樂制度」，擴張到全國層層節制，王位、官位的世襲制度乃告完備。 西周時期，誰能當官呢？除了王室姬姓子弟外，另有建國的功臣，或者先聖先賢的後代。他們分封建國後，繼承權及管轄權完全由其子孫掌控。只有老爸是「貴族」，兒子才有當官的機會，「平民」與「奴隸」只有被管轄的命運，這樣的任官制度稱為「世卿世祿制」。宗法制度裡的「嫡長子繼承制」，以「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為原則，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說：「任天者定，任人者爭，定之於天，爭乃不生。」即指此制有安定政權轉移的作用。 天子的嫡長子繼承王位，其他兒子則封為諸侯；諸侯嫡長子繼承封國，其他兒子則封為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長子繼承采邑，其他兒子則為士，享有食田的俸祿。可想而知，貴族人口不斷增多，但可封土地及可授官職有限，到頭來定有些貴族流落民間。他們把知識技能帶到民間，讓平民有受教育的機會；加上西周滅亡後，諸侯間彼此征伐，極需富國強兵的人才，平民、奴隸才智高人一等者，乃有機會躍上統治者舞台。 （二）封建瓦解後的游士社會 「貴族沒落，平民崛起」是春秋戰國的社會特徵之一。想來貴族養尊處優，在體能、智能、耐力、毅力上都漸漸比不上貧苦出身的平民。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旦讓平民有受教育的機會、上戰場打仗的機會，他們必然想盡辦法鯉躍龍門。一批有文化、善談吐、具備一定才幹的人，開始在各國之間游走，靠自己才能獲取政治地位。這些人稱為「游士」。孔子率領弟子周遊列國，謀求一官半職以實現其「淑世」的理想，此即游士的典型。蘇秦、張儀、范雎等人游說諸侯於朝廷，造成「布衣卿相」的社會流動，則是游士平步青雲的代表人物。 自然，國君求才若渴，廣為招徠游士的情況，形成了養士之風。各國視游士為座上賓，供養禮遇以備不時之需，所以稱他們為「食客」；若賓客在該國就任官職，則稱之為「客卿」。故此制度稱為「客卿養士制」。 商鞅在秦孝公時變法，以「軍功」定爵位，張儀、范雎等人拜客卿後，還要歷時數載立下軍功，才得以拜相。「軍功爵制」瓦解秦國貴族特權，成了秦國任官的主要標準。秦始皇「廢封建、改郡縣」完成中央集權，官員全由國家委任，正式終結世卿世祿制，建立一套俸祿制的官僚體系。然而天下一統後，軍功任爵已不符時代所需，必須另闢一套取仕制度；可惜秦朝短命，未能完成此事業。鄭欽仁說：「秦自統一以來歷十五年，帝國竟此崩潰。論者以為秦設置雖多，但用人制度不備；秦又以征服者的態度以臨六國之民，失業者眾，導致游士暗中活動，成為覆秦的原因之一。」可見任官取仕之不善，亦足以導致大帝國的滅亡。 漢代到魏晉：察舉制與九品官人法 （一）儒家道德主導漢代察舉 漢初，劉邦與功臣們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大臣陸賈談起《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