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邵春生挪用公款辩护词.docVIP

关于邵春生挪用公款、贪污案 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受被告人邵春生家属委托，作为其辩护人参加诉讼，现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邵春生犯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并认定被告人邵春生是本案主犯。 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发生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应适用1997年刑法修订前的规定，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占有2万元的行为是犯罪中止，本案没有主从犯之分。 一、即使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也应适用1997年刑法修订前的规定由于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发生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表明我国刑法关于溯及力采用的是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也就是说，被告人是否有挪用行为、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应以犯罪时刑法的规定为准。 当时的刑法，除1988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外，还有1995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犯本决定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规定处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决定》第十二条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包括受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委派或者聘请，作为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代表，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 本案被告人邵春生虽是猪鬃厂厂长，但国家公诉人未提供被告人邵春生是否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证据，因此，即使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也只能适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而不应适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更不能适用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及2002年4月28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 二、被告人没有挪用行为挪用公款罪或挪用资金罪，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款项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款项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款项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 所谓挪用，是在一段时间内，擅自动用自己经管的款项，归自己使用或借给他人使用、准备以后归还的，没有全部非法占有该款项的意图，主要是暂时侵犯了该款项所有权中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 所谓擅自，是对不在自己自己的职权范围以内的事情自作主张。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犯挪用公款罪，是因被告人1995年3月将10万元人民币借给了三峡矿产品开发公司，1995年7月将50万元人民币借给了三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并从三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获取了利益，从而认定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即：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以此认定被告人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辩护人之所以认为被告人没有挪用行为是因为： （一）关于10万元借款问题。 证据证明，表面上看该款借给了刘书琼私人，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应认定该款借给了三峡矿产开发公司。 1、借款10万元，是被告人作为猪鬃厂的法定代表人与三峡矿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书杰事前协商和约定的结果。 2、借款时三峡矿产开发公司刘书杰有事不能到猪鬃厂，委托其妹刘书琼代为借款（有刘书琼的调查笔录），按财会室要求，刘书琼才以自己的名义写了借条。 3、起诉书认定，此10万元由刘书学交给原三峡矿产开发公司使用。 4、起诉书还认定，1997年4月17日，三峡矿产开发公司以卖给猪鬃厂的煤炭冲抵此借款。 显然，猪鬃厂支付10万元的借款对象是三峡矿产开发公司的，借款时，刘书琼的行为实际是代理行为，其行为后果也应由三峡矿产开发公司承担，且最终是三峡矿产开发公司承担了偿还借款的后果。 因此，被告人邵春生未将本单位资金挪用给个人使用，被告人邵春生没有挪用行为。 （二）关于50万元借款问题。 1997年刑法修订前的1989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关于挪用公款罪的几个问题（一）关于挪用公款罪如何处理的问题《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的‘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