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中国主动推开赴美留学大门.docVIP

1978中国主动推开赴美留学大门凌晨3点，美国白宫的电话骤然响起，总统吉米·卡特被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来自北京，打电话的人是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国访问。 “我正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当然可以。”“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要成千成万地派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John Thomson访问台湾后，对中国文字和文化产生兴趣。他开始学中文，并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唐占晞”。1978年6月的一天，被调往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唐占晞一大早从台湾出发，辗转香港、深圳，当晚9点半左右从广州飞抵北京首都机场。 就在唐占晞赴任的这个月23日，邓小平决定专门安排时间，和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一起，听取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有关学校各项工作清查整顿情况的当面汇报。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另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邓小平当场作了这一后来被称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的表态，并指出：“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 “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 邓小平发表讲话后不到20天，教育部便完成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确定了选派计划。 这件事，让唐占晞第一次到了位于北京西城的教育部。经过商谈，中国教育代表团定于当年10月访问美国。35年前曾留美的中国科协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担任代表团团长，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则以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代表团顾问的民间身份出访。谈判的对手则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国际交流署署长以及白宫、国务院的有关人员。 在华盛顿的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留学生人数和专业范围。 反复商谈后，双方同意，“在1978至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名至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 会后，唐占晞接到通知：“明天到白宫旁边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找罗宾逊先生。” 次日，唐占晞发现开会地点改在一个小会议室。一番自我介绍后，他才知道坐着的10多个人来自空军、国防部、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部门，大都是情报人员。有些部门，这个海军陆战队前队员甚至从未听闻。 唐占晞告诉他们：“白宫方面和总统本人，都决定开始跟中国交流学者。”这些人则从国防的角度，指出有一些学术领域，外国学者尤其是苏联和中国的学者不可以涉及，并划定了一系列范围。唐占晞回忆，根据这个范围，他们设计出一个表格，以后申请留美的中国人，都需要填写各自的学术背景、研究领域等信息。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 唐占晞当天就接到教育部打来的电话。对方口气很着急，“唐先生，请您马上到教育部来一趟。” “有什么急事吗？” “邓小平同志昨天亲自打电话给部长，要求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 唐占晞和时任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长的郭懿清开始手忙脚乱起来。 “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 1978年12月26日晚上八九点，下着雪，一架飞机静静地停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一群穿着黑大衣和黑皮鞋、带着黑色手提包的人，顺序登上飞机。 与他们一一握手的送行者包括周培源、李琦、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当然还有郭懿清和唐占晞。当天上午，方毅副总理专门接见了这52个人。 “他们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名字一个也没记住，只记得当时雪花飘飘的。”唐占晞回忆。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签署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正式协议。签署协议前，邓小平在中国驻美使馆接见了留美人员代表。招待会后，卓琳把他们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 唐占晞的工作则是继续鼓励中国人走出去。第一批，他邀请了北京5家有影响的媒体的国际新闻编辑。他当时想，“媒体很重要，访问美国后，可以写文章报道，传播信息。”出发前，唐占晞和美国使馆的几个官员请这几位编辑吃饭，跟他们确定访问路线，并安排在各个地点的访问内容。 在唐占晞看来，媒体人士一定要访问纽约，因为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