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歌剧中女性形象塑造人性回归.docVIP

中国民族歌剧中女性形象塑造人性回归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６日，中国首届歌剧节在福州开幕，从１１月６日到１１月３０日，整个歌剧节历时近一个月，期间上演了１６台歌剧，堪称我国歌剧艺术界一次空前的盛会。在这１６部歌剧中，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品都是以女性形象作为歌剧的主人公的，在女性形象塑造上，较之以往都有了很大的不同，突出地表现为一种人性化的回归。 一、中国民族歌剧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回顾 自从中国民族歌剧诞生以来，女性角色的塑造一直都占据主流地位的，从黎锦晖对歌剧的探索开始，在他的《麻雀与小孩》、《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中，都是以女性作为歌剧主人公。而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出现在歌剧中，当属《扬子江风暴》中的歌女和女大学生，虽然在剧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但是已经有了鲜明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意识。随后的中国进入了水深火热的战争时期，其中的女性形象多为受苦受难的女性，如《秋子》中的秋子、《兄妹开荒》中的小二妹子。《白毛女》中的喜儿。在战争的影响下，她们过着灾难般的生活，但是身上却有着吃苦耐劳和善良朴素的传统美德，能够敢于面对现实，表现出对生活的坚韧。 建国后，歌剧创作也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契机。如《小二黑结婚》、《草原之歌》、《洪湖赤卫队》、《珊瑚颂》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完成。纵观这一时期歌剧的女性形象塑造，无疑是以革命女性形象为主体的。她们本身都是普通的劳动妇女，都有着苦难的成长经历，和反动势力有着血海深仇，使他们成为了旧中国受压迫和受奴役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后来因为参加了革命，个人的性格和命运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珊妹”、“韩英”在严酷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语境下被“符号化”，通过参加革命，使她们的人生信仰发生了转变，尽管这个转变的过程艰难而曲折，但是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信仰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其政治身份远远大于了她们的性别身份，或者说利用她们的性别突出了政治性的特征。这一点从对角色的音乐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她们的代表唱段都是“苦难回忆＋立志革命到底”的模式。“细细品读作品，会发现她们只是作为一个个符号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是阶级、政治的符号，是男性界定的符号。”① “文革”后，女性的形象特征逐渐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不再是受苦受难的同情者，也不再是坚定勇敢的革命者，逐渐从“苦难”和“英雄”的模式中走了出来。将目光转向了从生活中选取人物，用艺术的手段加以刻画，最后形成一个光彩夺目、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她们更符合女性的一般特征。《原野》中的金子，是一个敢于追求自己爱情和幸福的女性形象，不管外部的环境怎样的变化，金子始终没有放弃过对于美好生活和自由爱情的向往和追求，甚至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芳草心》则将目光转身了普通人。颂扬了女主人公芳芳――一个平凡的幼儿园保育员所具有的美好和崇高的心灵。而《玉鸟兵站》则侧重描写了主人公阿朵在经历了孤独和迷茫之后，依然对生活充满信心的坚定信念，成为了一只引领着人们去追寻精神家园的“玉鸟”。就歌剧《芳草心》中《小草》来说，这首歌曲即采用了一种平易近人的吟唱式写法，矮小严谨，同时给人一种朴实无华的感觉，芳芳就像是一个邻家的女孩一样，就在我们身边。这些剧目音乐的塑造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征。 进入２０００年后，很多改编自历史题材的歌剧，如《木兰诗篇》、《八女投江》、《野火春风斗古城》、《西施》、《红河谷》等，也都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改变，经过改编后塑造出来的女性人物形象也具有了时代和民族的文化意义。音乐的塑造也更多地从真实出发。歌剧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已经超过了单纯女性的含义，而是多种真实情感的凝聚，有爱国情、亲情、友情、爱情等等，以她们所具有的深厚和隽秀的文化力量，成为了民族血脉和民族情感的象征和寄托。 二、女性形象对歌剧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意义 从歌剧层面来讲，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是一部歌剧成败的关键。中国民族歌剧中，塑造了很多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尽管这种塑造受到当时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存在着很多明显的“弊端”，但是她们已然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和记录者深藏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了中国文艺创作中的经典作品。从社会文化发展的层面来看，女性主义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进步，那么艺术创作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无疑是进步的女性主义的具体表现。今天看来，五六十年代一些革命题材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带有鲜明的符号化特征，艺术创作的功能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些经典的女性人物形象，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中，确实感召了几乎所有的观众，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听到这些歌剧中的选段，脑海中总会闪现出她们的艺术形象，这种闪现源于她们的形象是生活的高度提炼，也是人们现实生活的榜样。从这一点来说，民族歌剧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对于歌剧本身和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具有着重要推动意义的。 三、女性形象塑造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