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卫东-有些奇迹只发生在中关村.docVIP

尹卫东:有些奇迹只发生在中关村1988年，尹卫东当选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当年23岁的他是56位“人才”中最年轻的一位。19岁，发现“以人胚肺二倍体细胞分离一株甲型肝炎病毒”，22岁，完成“甲型肝炎酶联免疫诊断试剂”的研制，搞科研的大路似乎明亮而平坦。 尹卫东却并不甘心。为了让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从论文转为疫苗，真正使得病的人越来越少，尹卫东勇敢地迈出了由体制内到体制外，由医生到企业家的重要跨越。 潘、陈二人引我进中关村 若不是潘爱华、陈章良的出现，现在的尹卫东，可能是“尹研究员”、“尹教授”，却不一定是在中关村乃至全国享有盛名的北京科兴公司的“尹总”。 在位于北大生物城的北京科兴办公楼，二楼一侧走道的墙壁上，依次排开挂着10多幅风景照，细看上面的印章――“陈氏摄影”，这组名为“生物学家看世界”的摄影作品，就出自陈章良之手。可以看出，在同为摄影发烧友的尹卫东心里，潘爱华与陈章良的知遇之恩犹为深厚。 “当时，从实验室跳到中关村，也做了很大的思想斗争。”回忆起自己的发展历程，尹卫东这样说。 由于成功地分离出甲肝病毒TZ84株(沿用至今)，当年的尹卫东在河北卫生领域已经小有名气。1985年，河北省科委拨款8万元支持其将科研成果转化成诊断制剂，这在当年对他来说可以算是天文数字。 1987年，尹卫东主持研制的“甲型肝炎酶联免疫诊断试剂”获得成功，与国际标准试剂的符合率达到95%以上，批量生产售价不到2块钱。他又一次获得各种荣誉，还被提拔为病毒科主任。 论文、晋升、光环和荣誉……尹卫东也想过，就这样一直在自己的地方“当鸡头”，不去北京当“凤尾”。 可是，1988年上海的甲肝大爆发，改变了尹卫东的想法。当时，31万人患上甲肝，死亡47人。到9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的甲型肝炎灭活疫苗进入中国，他们在北京等大城市推广时，一手拿着进口疫苗，一手拿着国产疫苗，几乎所有家长都选择进口的。因为当时国内只能生产甲肝减毒活疫苗。可一剂进口的甲肝灭活疫苗要四五百块钱，相当于一个家庭几个月的收入。 专注甲肝病毒研究的尹卫东被刺痛了。“仅仅有了荣誉，有了办公室里的论文和研究有什么用？甲肝发病还在继续！我一定要做一种便宜的，中国孩子用得起的高品质疫苗。”1999年，甲肝灭活疫苗获得新药证书，可是为了将疫苗产业化，尹卫东已经在国内外奔波了好几年。 恰在此时，得知唐山有此技术的潘爱华、陈章良找到了尹卫东，力邀其到北大生物园一展身手。下定决心的尹卫东由此结缘中关村。 2001年，尹卫东带着他的团队来到了北京，北京科兴由此诞生，而中国第一支甲型肝炎灭活疫苗也终于在2002年顺理成章地投放市场。北京科兴，也同当年的尹卫东一样，因甲肝疫苗而名扬全国。 “如果不是潘、陈，我怎么会想到来北京，怎么知道中关村；如果不是来了北京，来到中关村，来到北大生物城，哪里来的融资机会，哪谈批量生产和销售啊。”尹卫东这样描述自己事业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中关村支持企业干实事 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再次把北京科兴和尹卫东推上了风口浪尖。虽然面对非典，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但是，百年未遇的疫情确实让大家感到了害怕。 “怎么办？”听说老百姓们已经开始抢购中药，深谙疾病防控的尹卫东知道这种方法实在行不通。 首先，中药只是心理安慰，不会对预防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其次，如果十几亿人都抢购中药，那么，没有任何一种药是够量的，必将引起更大的恐慌。焦急的尹卫东立刻写信，通过中关村管委会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刘淇表示“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疫情还得靠疫苗”。 按照尹卫东的思路，一方面要加紧疫苗研发，另一方面，要向公众高调宣布此事，给大家信心和希望。 此时，面对真想做事的尹卫东，中关村管委会给予了大力支持。 尹卫东给市政府的信发出后，中关村管委会非常重视。时任管委会主任的戴卫拨给北京科兴100万元当做“路费”，使他得以开始找实验用的猴子、找P3实验室。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范伯元用一整天的时间，亲自陪尹卫东在北京找合适的P3实验室。时任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的刘谦、副院长何维一路绿灯地支持尹卫东这种“站出来”的勇气和决心。在北京科兴的办公室内，刘谦与尹卫东半小时便谈妥SARS疫苗的研发部署，并同意由北京科兴牵头研发。 虽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成SARSⅠ期临床的单位，但在尹卫东嘴里，当时的北京科兴却是个“小破公司”，因为“融资的1亿元全都盖了厂房”。可就是这样规模的公司，却足以让“中国向世界宣称，我们防治非典取得成功！” 那是非典末期的一天，尹卫东去一个发廊理发，当天的青年报刊登了非典疫苗研制成功的新闻。一位理发员高兴地对周围人说，“这下可好了，有疫苗了，不用再害怕了，咱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