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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内涵式发展及税收约束共生机制探究摘要工业企业作为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赢利性组织，在决定自身发展模式时，必然须在组织资源存量，以及外部要素比价基础上进行决策。这就意味着企业能否走向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不仅来自于上层建筑的国家意志，更来自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便好。二者之间的共生机制，便需要充分适应这一点。 关键词工业企业内涵式发展税法 伴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表明我国已着手进行第二次经济发展模式调整。该模式的调整，不仅是应对后危机时期国际宏观经济环境的必然选择，更是我国建立创新型强国的必由之路。作为市场主体的广大工业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则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的重要微观基础。 企业作为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赢利性组织，在决定自身发展模式时，必然须在组织资源存量，以及外部要素比价基础上进行决策。这就意味着企业能否走向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不仅来自于上层建筑的国家意志，更来自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便好。为此，新修订的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法定税率为25%，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致，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为15%，小型微利企业为20%，非居民企业为20%。 由此可见，企业内涵式发展与税法约束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共生机制。 一、税收约束对工业企业内涵式发展的作用 税法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正式制度安排，必然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上起到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企业发展模式已主要由企业自身决定。然而，新的税法安排也从激励层面，引导着企业的内涵式发展取向。 （一）激励作用 从政治经济学原理可知：企业若要遵循内涵式发展模式，其资本有机构成必然呈现出高位态势。从实物形态来看，则需要企业对生产设备进行升级换代，并对员工展开定期培训。而这一切，都将增大企业的运营成本。为此，国家在企业所得税法的制度安排上，向高新技术企业让利倾斜，必然形成一种激励机制促进企业朝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型。 （二）示范作用 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不难知晓：行业内部企业的产品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些首先采取高新技术的企业由于提高了的生产效率，则能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同时，伴随着国家税法所给予的“红利”，那些首先走向内涵式发展模式的企业，必然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而，通过示范效应必然推动“后进”企业模仿跟进。 二、工业企业内涵式发展对税收的影响 税收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起到支撑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重任。其中的企业所得税，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企业能否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剩余，便成为影响税收收入的关键因素。 （一）企业内涵式发展增大经济剩余的存量 企业内涵式发展不仅表现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还表现在生产组织形式的优化。通过技术和管理层面的共同作用，必然使得生产经营中的“具体劳动”更加有效。这样一来，在有限的生产资料中便能更多的吸收“抽象劳动”，即：产品的价值实体。不难理解，由于产品价值实体的同比增加，便使得企业经济剩余的存量增大。 （二）企业内涵式发展增大经济剩余的累积 企业经济剩余的累积属于动态形式，其归因于企业资本周转速度的提高。由于企业内涵式发展优化了企业生产组织形式，这就联同高效的生产设备降低了产品生产时间。产品生产时间的节约，必然通过加速资本周转推动“不变资本”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企业的经济剩余获得了动态累积。 三、二者共生机制的构建 在讨论二者的共生机制时，应明确：企业所得税法所规定的税率，必须考虑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同时，还应与行业平均利润率保持合理的间距。在此基础上，二者共生机制的构建则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展开。 （一）企业内涵式发展为税法的履行奠定基础 正如常说的一句话：只有蛋糕做大了，才能实现政府与企业共赢。而这里的蛋糕实则就是企业的经济剩余。企业根据发展需要，需要将经济剩余按比例划分为：企业发展基金、企业积累基金。其中，后者包括了企业的年金，这关系到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否履行。因此，企业内涵式发展通过低碳经营形态，在高效、节约的生产过程中，必然增大经济剩余的存量。在此基础上，不仅能有效履行纳税义务，还能保证企业上述两类基金的形成。 （二）税法约束推动企业发展模式的内涵取向 税法约束从形式上表现为制约因素，而从制度安排上则具有明确的激励因素。因此，作为政府公权力的行使，必然满足了企业逐利性使然。从而，在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推动下，企业将主动选择内涵式发展模式。同时，市场外部竞争的强制力，也促使后进企业在示范效应的影响下，提升生产经营质量。 最后，二者之间应该避免此消彼长的消极态势。 参考文献： [1]毛云芳.对我国中小工业企业税收状况的分析.涉外税务.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