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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雪岩故事看官商关系与商法要义 　　本文摘自：《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作者：姜朋，原题：《从胡雪岩故事看官商关系与商法要义》 　　塞缪尔·亨廷顿说，腐化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由于不同社会中用一者换取另一者的难度不等，所以腐化的具体形式也各有特色。在一个积累财富机会较多，获得政治机会较少的社会中，腐化的主要形式是用前者换取后者……但这在许多其他国家中却是令人吃惊和难以置信的。很多现代化中国家的状况往往……相反。由于传统规范的约束，由于少数种族垄断了经济角色，以及外国公司和投资家掌握着经济命脉，致使这些国家通过个人经营活动而致富的机会极为有限。因此，在这种社会中，政治是获取财富的唯一途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至少在晚清这样一个前现代的场景里，商人用财富换取权力和官员用权力换取财富这两条腐败路径就是纠结在一起，无法轻易分开的。本文拟通过探寻胡雪岩一位早已为世人淡忘，却又因高阳先生的一部小说而再度名扬天下的“红顶商人”（多用以指代官商）的败落与成功的原因，进而对官、商关系做初步的考察。 　　胡雪岩因何败落 　　胡雪岩（1823—1885），本名光墉，字雪岩，靠经营钱庄票号起家，通过捐纳取得道员资格，后因办差得力而授红顶戴。光绪九年（1883）冬，上海、杭州、北京等地的阜康票号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倒闭，一座财富帝国也随之烟消云散。胡雪岩究竟因何而败落？对此不免众说纷纭。 　　（一）道德解说 　　中国人爱用“富不过三代”来说明创业难、守成更难的道理。对胡雪岩的败落，道德家们也不免用“成由勤俭破由奢”的古训来揣度，认为“他营造庭园，收姬纳妾，邀友狎妓，生活腐化”，才导致了“一时灯火楼台，很快灰飞烟灭”的结局。然而，胡雪岩在短短数十年间从一个小伙计成长为富甲一方的“胡财神”，再到家财散尽的潦倒结局，大贫大富、大起大落之间所包容的诸多人生际遇，恐怕不是简单的道德评说能解释的。 　　（二）洋商排挤与丝茧亏损 　　也有人说，胡雪岩是经营出口丝茶业务时受洋商排挤而破产的。但此说亦有不尽确切之处。虽然丝茧向为江浙出口的大宗，但胡雪岩的本业却在银钱业上。1863年至1865年间，他在杭州创设阜康票号，后将总号迁往上海，并在杭州、宁波、福州、镇江、汉口、长沙、京师等地设分号，承做官府赋税银两收付、官商汇兑、存放款和铸造银元宝等业务。此外，他还拥有不少田产，在江、浙、湘、鄂等地设有29座当铺，在杭州开设胡庆余堂国药店。据估计其资产最多时曾达一两千万元。19世纪70年代末以后，外商把持了丝茧价格，“时而挑剔压级，时而停止收购”，丝农备受盘剥。从1881年开始，胡雪岩利用票号集聚的资本大量收购丝茧，“举江浙二省之育蚕村镇而一律给予定金，令勿售外人，完全售与胡氏”，以期垄断丝货，使丝价不再由外商操纵。但由于外商采取联合行动，伦敦方面抑价一成半，上海各洋行则完全停止收购新茧，致使茧价大跌，胡雪岩“损失约在一百万至一百二十五万之间”。不过，鉴于丝茧贸易只是胡氏众多生意中的一项，相对于其上千万的家产，上述损失只是个小数字，论理亦不足以导致胡雪岩的破产。 　　（三）拒绝革新 　　有人认为胡雪岩原因的失败在于留恋囤积居奇、大进大出的生丝投机生意而没有投资新式工厂、改良丝业，还有人根据胡曾在1873年拒绝了李鸿章要他参加轮船招商局的筹资和管理工作的邀请，而将其失败归因于拒不采用新式银行。但李鸿章在《试办轮船招商局折》（1872年11月23日）中明确提到“迭据禀称：会集素习商业殷富正派之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公同筹商，意见相同，各帮商人纷纷入股，现已购集坚捷轮船三只，所有津沪应需栈房、码头，及保险股份事宜，海运米数等项，均办有头绪。”由此可知，至少胡氏在招商局筹建的初期是积极参与的。此外，1877年左右，英商怡和洋行准备筹资35万两在上海设立“英中上海机器棉纺织公司”（Anglo-ChineseShanghaiSteamCottonMillCompany），胡雪岩也曾参与其事，在与其交往的商人中酝酿合作者，后因清政府抵制而未果。因此，断言胡氏拒绝革新未免武断。再有，从事革新就能确保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吗？源丰润票号的东家严信厚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例。严氏曾出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事，此外还在许多近代企业中投资了纹银166685两，但在清末经济危机造成的工商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下，该票号也没能逃脱倒闭的厄运。 　　（四）股东欠缺有限责任制度的保护 　　有人提出，由于票号实行无限责任，因而一旦发生信用危机，不仅票号可能被兑现者挤垮，而且资本家也将被控告破产。站在现代西化的法制立场上反观胡氏的败落，的确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当时的法律并没有为投资者提供有限责任的保护机制。无论投资规模有多大，涉及多少行业，也不论设立多少商号，投资者的所有财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