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娱乐性和元曲反传统审美情趣.docVIP

元代散曲的娱乐性与反传统的审美取向 叶爱欣 在文学的诸种功能中，娱乐功能因其与传统儒学的教化功能相冲突而不大被人们重视，或被论者所忽略。但事实上，在某个特定时代或者特定的文学背景下，文学的娱乐功能甚至可以影响到一个时代文学的审美情趣和风格特征。元代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就是娱乐功能足以影响到文学的审美情趣和风格特征的时代背景。尤其元代散曲，本身即为歌唱的俚曲，是娱人的；从事散曲创作的作家，心中多有块垒，其作品发抒情志的功用亦是难免的，所以，有不可忽视的自娱特质。这样，娱人而又自娱，其娱乐功能相当突出。 元代初期，一方面由于蒙古统治者在灭金过程中实行武力掠夺，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家园荒芜破败，整个中原大地千疮百孔，百业待兴。另一方面，在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统治之初，除了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所导致的文明者的失重感，也必然会发生统治者被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所震撼，并同时被诱惑，进而去大肆追求在他们来说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的现象，随之而来的还有对精神享乐的追求。元蒙统治者的行为方式孕生并改变着当时的社会风习，进而孕生并改变着人们的审美心态和情趣。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元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娱乐功能成为影响文学审美情趣和风格特征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另外，元朝自灭金至延祐元年，八十年科举不开，文人们失去了一条重要的进身之道，与统治者的关系不再像以往那样剪不断理还乱，其人生目标也不再囿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作家“摆脱了对于政治的依附，减少了与政治之间过多的过密的牵连与瓜葛，他们的文学、艺术审美活动不再是获得功利欲望，不再是为了政治目的和歌功颂德，而是为了获得精神的愉悦，也就是为了审美的需要”（1）。随着文人们解除了与政治的牵扯，解除了传统的束缚和规范，其价值观念逐渐趋向人本，文学观念逐渐趋向个性化，文学艺术的发展就不再局促、狭隘，而是舒展、广阔、较为自由、率真，文学审美也难免发生变异。其中，最突出的变异即是文学的功能由注重教化向注重娱乐的转变。 元代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不需要文人的时代，从宋代文人地位的高高在上，到元代的“儒人今世不如人”、“穷秀才一千年不会发迹”，元初文人经受着无依附后失重的煎熬和痛苦。这痛苦来自于他们十年寒窗的徒劳、满腹经纶的无用；不是他们愿意摆脱政治，而是政治抛弃了他们。所以，摆脱了对于政治的依附之后，他们并不感到愉悦、轻松，而是感到一种无所依托的压抑和恐惧，心态自然发生变化。作为“多余的人”，在他们眼中，世界失去了美，存在失去了意义，人生的价值不再是“有所作为”，而是“快活一朝，一朝便宜”。但也就是在这“失美”的悲剧时代，文学审美具有了它独特的价值。本文即从文娱功能来剖析元代散曲作家反传统的审美取向。 一、山水隐逸中的陶情自适 李昌集先生论及元初散曲时认为：作曲本身即是“逍遥”的一种方式，元初散曲就是以逍遥散诞、嬉戏玩乐为主调的。并因此将元初散曲分为三流，即志情文学、花间文学和市井文学（2）。创作中娱人自娱的文学功能，决定着元曲的选材和文学表现手段。元初曲作家往往以“隐士”、“浪子”姿态出现，无论志情、花间抑或市井，其散曲中多寻求享乐、发抒散诞逍遥、表现玩世行为，其自娱娱人功能十分突出。而元初散曲创作，在文学形式、文学精神、文学语言、文学风格诸方面，皆奠定了全元散曲文学的风貌和基本特征，影响了有元一代散曲的审美趋向。 元代散曲中大量的山林隐逸之作，即是曲作家放情于江湖的结果，也即他们自娱的结果。以往的山林隐逸之作，多是文人们以高蹈之行、孤傲之气、虚静之心对自然山水的观照，诗风自然恬淡，诗境明秀空灵，诗情淡泊。元代的则不然：山水泉石中的雅致不是他们描摹的重心，相反，世俗的闲情、超脱放旷才是他们钟情之所在。因为寻快活是其陶醉江湖山林的目的，故而放情任性、饮酒作乐、闲适自在是其创作的核心。无论元初的如刘秉忠[蟾宫曲]“梧桐一叶初凋，菊绽东篱，佳节登高。金风飒飒，寒雁呀呀，促织叨叨。满目黄花衰草，一川红叶飘飘。秋景萧萧，赏菊陶潜，散诞逍遥。”盍西村[快活年]“闲来乘兴访渔樵，寻林泉故交，开怀畅饮两三瓢。只愿身安乐，笑了还重笑，沉醉倒。”关汉卿的“旧酒投，新醅泼，老瓦盆边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闲吟和。他出一对鸡，我出一个鹅，闲快活。”（[四块玉]《闲适》）卢挚“恰离了绿水青山那答，早来到竹篱茅舍人家。野花路畔开，村酒槽头榨，直吃的欠欠答答。醉了山翁不劝咱，白发上黄花乱插。”（[沉醉东风《闲居》]还是中期的马致远“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园林趣。一枕葫芦架，几行垂杨树，是搭儿快活闲住处。” （[清江引]）其[双调·夜行船]《秋思》：“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