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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 政 百 科 社会腐败之风，固然与某些政府官员的思想、道德和作风有关。然而，如果腐败之风屡禁不止，愈反愈烈，这就与制度高度相关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293页）。实际上，当前的腐败主要是制度性腐败。腐败现象的产生主要根源于制度缺陷，即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制度缺陷。因此，科学地探索腐败现象的深层次问题，分析其现实基础和社会根源，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采取相应的制度化对策，才能收到切实有效的成果。 　　一、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是腐败现象泛滥的制度性原因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政府的职能模式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正向宏观调控转变。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取消，为减少和消除“官倒”、“寻租”等腐败现象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很多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之处。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度或失当，不仅制约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影响着民主政治建设，更成为腐败现象泛滥的制度性原因。对于政府干预职能与腐败之间的内在联系，西方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进行了非常深刻的剖析。 　　在现代社会中更为常见、更为高级的寻租方式就是利用行政、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寻租活动在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拥有财富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方用政治权力换取金钱，另一方则用金钱换取政治权力以谋求更大私利，这是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异化表现。政府官员在寻租活动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扮演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而往往是主动地去进行“政治创租”和“抽租”。政治创租是指政府官员利用行政干预的方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抽租是指政府官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迫使私人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政府官员分享。 　　寻租活动与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紧密相关。没有政府的过度干预，没有这一干预所提供的特殊垄断地位，租金便无从寻求。适当的政府干预能为市场经济创造公平的竞争条件，防止某些集团形成垄断，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然而，当政府的干预造成市场扭曲，破坏市场公平竞争，仅为某些利益集团提供优惠待遇时，这种干预就是过度干预。从逻辑上看，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市场扭曲，市场扭曲产生经济租金，租金的存在就必然出现寻租活动，腐败由此产生。政府过度干预程度愈大，市场扭曲就愈显著，经济租金就愈高，寻租活动愈呈现恶性循环的趋势。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政府体制现代化改革尚未完成，还存在着许多过度干预经济的误区。这些过度干预为寻租活动提供合法性，许多寻租者也很方便地从政府政策和制度规定中找到合法寻租的依据。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腐败产生的现实经济基础，也是腐败愈演愈烈的制度性原因。 　　二、当前制度性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及其危害 　　（一）“跑部钱进”——由于职能转变滞后，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仍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直接干预。目前，各级政府经济职能部门还掌握着许多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稀缺资源，诸如投融资等许多经济制度仍然实行行政审批，市场化程度不足，市场在经济运行、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制约。据有关学者对我国劳动力、资金、生产、价格等市场化程度的分析，再考虑到政府对经济活动直接干预的因素，我国经济的总体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35％。这样，能够分配生产要素、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就成为有些利益主体重点买通的对象。 　　（二）“官商结合”——一些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利用政治权力和自行制定的优惠政策介入市场，破坏市场竞争原则，恶化企业经营环境。一是一些党政机关借转换机制为名，搞“翻牌公司”，依附行政职权，硬性摊派和推销。二是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开办公司，利用权力和关系进行经营活动，倒买倒卖，甚至还集结力量垄断市场。三是有些已经“下海”的党政干部，依靠原有关系进行“官倒”。四是一些政府官员打着加强企业的旗号，到处兼任企业实际职务或名誉职务，使行政权力直接进入经济领域。五是一些集体、个体和私营企业想方设法挂靠党政机关，利用党政部门的权力和名义作为保护伞。六是垄断行业如邮电、铁路、电力、公用事业等单位的一些人员利用行业特权吃拿卡要，搞行业不正之风。 　　（三）“经济特权”——这是指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而法律未能限制的经济特许权。它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以获取既得利益。一是行业经营限制，只允许少数企业垄断经营某些行业，不允许其他企业自由进入和参与竞争，获得垄断利润，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二是控制进口配额和进口批件、实行外贸专营，官商得利。三是政府对某些地区和集团的优惠政策。众所周知，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