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马之鸣：1950—60年代悲剧观念“说”和“写”.doc

仗马之鸣：1950—60年代悲剧观念的“说”与“写” 王本朝 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1950—60年代，当代文学界曾经发生了一场关于悲剧观念的讨论。当悲剧在特定时代成了创作禁区和理论禁忌的时候，有关悲剧的讨论和创作无疑就成了仗马之鸣，在其背后也隐含着当代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复杂关系。虽然作为文体形式的悲剧被排挤在文学主流之外，但作为审美意识的悲剧却依然渗透在小说、诗歌和戏剧等不同文学样式之中，并成为一种潜在的美学经验。悲剧的言说与写作的限度既呈现了当代文学窘迫而逼仄的创作生态，也显现了当代文学不同价值诉求的困惑与矛盾。 关键词：悲剧观念；说与写；仗马之鸣 1950—6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曾经发生了一场关于悲剧的讨论。虽有学者认为它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悲剧概念，并成为“我国文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事实上，问题虽然 被提出来了，但并没有得到积极而普遍的回应，讨论也没有深入下去，但它却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履痕，值得重新考察和反思。今天我们所关心的主要不是它在悲剧理论上的建树和悲剧创作上的贡献，而是当悲剧成为创作禁区和理论禁忌之时，一些作家和理论家却发出仗马之鸣，提出并讨论悲剧的价值和意义，在创作中不断探索和表现悲剧意识。“悲剧问题的讨论”并非完全如有的学者所言是“真实性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真实性是衡量悲剧的一个基本尺度”。事实上，悲剧诉求及其限度关涉到文学内容和价值选择，敞露出当代文学生存的境遇和困境。 一、仗马之鸣：悲剧观念的言说 在进入共和国时代之后，文学发生了诸多变化，如政治意识的凸显和体制力量的强化等等。文学观念也发生了大变化，如从人的文学到人民的文学的转变。曾经在现代中国文学里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悲剧意识，被以欢乐和颂歌为基调的喜剧意识所替代。文坛充满着莺歌燕舞的革命乐观主义之风，如同胡风所说，选材和立意“一定是光明的东西，革命胜利了不能有新旧斗争，更不能死人，即使是胜利以前死的人和新旧斗争，革命胜利了不能有落后和黑暗，即使是经过斗争被克服了的落后与黑暗”。悲剧的缺失也让作家们有了美学的焦虑，但重提悲剧观念的却是老舍。老舍1949年12月才从美国回到国内，1954年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还陆续写作了《龙须沟》《西望长安》《茶馆》和《全家福》等14部戏剧，实现了华丽转身，如鱼得水，成了社会现实的“歌德派”。1957年3月18日，他却发表了《论悲剧》一文。认为解放后“讽刺剧”的境遇虽说不被待见，但“到底有了讽刺剧和对它的争论”，“运气总算不错”。相比而言，悲剧“可真有点可悲”，既“没人去写”，“也没人讨论过应当怎么写，和可不可以写”。于是，提出了悲剧的“写”和“说”的问题。 在老舍看来，因为现实里没人去写悲剧，自然也就谈不上写得怎么样了，要讨论的只有“可不可以写”了。古老的“命运悲剧”因为不再相信“宿命论”，也就不用照着“老调儿”去写了，后来表现“人物（并不是坏人）与环境或时代的不能合拍，或人与人在性格上或志愿上的彼此不能相容”，“不可免地成悲剧”，也就是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今天我们是可以还用这个办法写悲剧呢，还是不可以呢？”也“还没有讨论过”，“这只是未曾讨论，不是无可讨论”。他反问是不是人们以为当时社会“没有了悲剧现实”，“不必多此一举去讨论呢？”，他的感受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因为人民生活的逐渐改善和社会主义的建设等等，悲剧事实的确减少了许多，可是不能说已经完全不见了。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还看得到悲剧事例的报道”。是不是人们不喜欢悲剧呢？因为没有新的悲剧出现，也就无从“知道了”。他还认为，《刘胡兰》和《董存瑞》“不能算作悲剧”，它们所“歌颂”的杀身成仁、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虽牺牲了生命，却“死得光荣”。如果这也算作是悲剧，悲剧的范围就要扩大。当然，老舍所持的标准主要是西方的悲剧传统，虽然“不必事事遵循西洋，可以独创一格”，如“先悲后喜”的传统大团圆，但都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 面对悲剧被遮蔽或者说被冷淡，老舍发出了“为什么我们对悲剧这么冷淡呢”的疑问。老舍也有自己的顾虑，于是有了声明式的表态，他并不想提倡悲剧，实际上也用不着他去提倡，因为“二千多年来它一向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形式。它描写人在生死关头的矛盾与冲突，它关心人的命运”，“具有惊心动魄的感动力量”，他只是“因看不见而有些不安”，感到“这么强有力的一种文学形式而被打入冷宫，的确令人费解，特别是在号召百花齐放的今天”。他自己“并不偏爱悲剧，也不要求谁为写悲剧而写悲剧”，也不是出于文体保存的愿望，“古代有过的东西，不必今天也有”。之所以重提悲剧，是因为“悲剧”“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