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熙教授与植物病理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 中国农业大学益微 .doc

陈延熙教授为植物病理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梅汝鸿 王 琦 李 燕 梅 宁 （中国农业大学 植病系 100193） 一九七八年十月在广西桂林阳朔召开的中国植物病理学学术研讨会，称之阳朔会议，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植病学术会议。其原因有二：一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植病界首次欢聚会，开得像过节一样热烈，又像亲友灾后久别重逢，人人笑容满面，异常兴奋。当时除俞大绂、林孔湘少数几位教授没能到会外，植病界前辈基本到齐了。非常显眼的是林传光、吴友三、仇元等均有师母陪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二是陈延熙教授（1914—1990）在会上作了“现代植物病理学及其发展”的主题报告（即植物病理学十批判）。反响极大，公认报告在文革之后对植物病理学起了推动、恢复作用，并将植物病理学带入了一个新时代。 阳朔会议之后，1979年刚过春节，陈先生将“植物病理十批判”为北京植物病理学会作了专题报告。1979、1980两年内，陈先生除在北京不断地作报告、讲学外，应邀到10个省市去报告、讲学。到1986年，陈先生已在全国22个省市作过讲学，有些省市多次前去讲学。陈先生觉得经过“文革”，一提“批判”叫人害怕。他老人家改用“植物病理学及其发展”、“论传统植物病理学”、“植物病害起源生态观”、“非生物因素与植物病害”、“植物保健学”、“植物生态系”、“植物体自然生态系”、“植物生态工程学”、“植物生态病理学”、“植物生防”等等题目来讲学、讲课，但都是阳朔会议主题报告的翻版。至今参加过阳朔会议的同仁对陈先生的报告印象极深，就是今天说起来还是津津有味。怀着尊师敬老、怀念前辈、传承发展、创新争优的心情，回过头来看看陈老先生在30多年前，展现给我们植物病理学划时代的华章。 陈延熙教授讲学内容简介 （一）植物病理学应称“植物医学”、“植物保健学” “植物病理学”定义脱离生产实践，又不能反映植物病害本质，“植物病理学”应称“植物医学”或“植物保健学”。 植物病理学有二重性：一是理论性的生物学，二是应用学科农学的一部分 。给“植物病理学”定义的祖师爷德巴瑞（DeBry），他不是搞农的，是搞植物的，早年是当大夫的，将人医中“病理学”移用过来，起名叫“植物病理学”。这些前辈早年主要是从事一些真菌致病来理解植物病理学的，称之植物病理学就不奇怪了。五十年初学习苏联，把资本主义骂了一通，说他们脱离实际，其实他们也不结合实际。今天，我们要为农业服务，要为生产服务，就应称“植物医学”，或者称之“植物保健学”。这样更符合“实践—理论—实践”的规律。因为我们不光要认识病害，更重要是预防病害、防治病害、控制病害。 （二）病害起源生态观 植物病害起源生态观，也可以称之有害生物起源生态观。我们要从生物历史进化生态观来认识病害及其起源。设想在一万年前，我们社会处于自然生态系，病害是常发病，很少有流行病。病害在这动态平衡中，起到积极推持生态平衡的作用。一万年之后，人类从居住半山坡，从事采集、守猎生活，转入居住平原，改为从事种植、养殖生活，人类进入农业生态系。人类打破自然生态系的平衡。尤其有了遗传育种，有了机械，有了化肥农药，病原物随着寄主和环境是平行进化的。自然生态系中的常发病，在经过原始农业生态系（3000年前）、传统农业生态系（200年前）、尤其进入现代农业生态系（200年后），逐渐演变成流行病。从生态学角度来看，现在不断发生的流行病、暴发病、外来病，都是“人造病害”。由于人类为了自身生存，不停地“改造”自然，同时也“改造”出更适应这改造过的自然界的有害生物。 （三）给病原菌平反，同病原菌和平共处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历史进化过程，“病原菌”不但无害，而且是有功的。只是人类根据自己欲望，从事各种农事操作，将原来自然生态系中“病原菌”逐渐演化成为真正有害于人类的病原菌。 为此，不妨举苹果的例子来说明。设想在一万年前，我们社会尚处于自然生态系状态。野生的小苹果成熟后落到地上，被后来落叶覆盖着安全过冬。在春天大地回暖时，爛果病病菌将苹果烂掉，种子才能接触土壤。病菌烂掉的苹果为种子提供良好的小环境，有光、有水、有热度、有营养。种子顺利发芽长成苗，在这过程中，种子病害、种苗病害、虫咬鼠啃，大部分种苗被淘汰掉了，最后只剩下千顷一株苗，这株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最终成为最优秀的苹果后代。这些所谓有害的生物维持了生态平衡，帮助苹果完成了生活史，保证苹果物种得以繁衍。 我们希望苹果又大、又红、又脆、又甜。不惜利用一切手段，除遗传育种外，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甚至喷洒激素。所以从另一角度看，这些大而红的苹果完全是臃肿的病态，原来生长期并不发病的烂果病病菌，现在早早发病了，甚至成灾。 病原菌是消灭不了的，我们现在根据微生态调控原理，将侵染寄主的病菌数量压低到少而又少；已侵入寄主的病菌控制在潜伏状态；即使发病，症状出现晚、出现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