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及解制度探析.docVIP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及解制度探析【摘要】近年来，在恢复性司法流行的背景下，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已被西方各主要国家纳入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我国对此制度也投入极大关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设专章规定刑事和解制度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制度，但二者独立成章未能完美结合，及时建立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和解制度十分必要。本文通过对国外先进的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制度，探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适用的现状及缺陷，并进一步提出需要解决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中具体程序设计、理论实务问题及建议。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 刑事和解 非刑罚处置措施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处理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现代国家对未成年人都奉行“教育挽救为主，惩罚报复为辅”的形势政策，刑事和解制度起源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一次司法实践，现已在美、英、德等许多国家流行[1]。而近年来，刑事和解也在中国渐渐兴起，如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108条对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如何最大程度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刑法理念和刑事政策出发，尽快构建一套较为系统、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体系应该纳入议事日程。 一、刑事和解概念与价值 所谓刑事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在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是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2]。因为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十分契合，在青少年犯罪治理领域，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魅力得到了更加充分地体现。鉴于刑事和解机制在西方国家的成功实践及其对促进社会和谐的重大意义，在我国建立健全刑事和解制度具有必要性。 二、刑事和解制度模式 对任何刑事和解模式的探索和选择，均应有助于刑事和解价值的充分实现。以和解的达成方式以及刑事和解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分类标准，我国的刑事和解主要存在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司法机关主持和解、人民调解、联合调解等四种模式。 根据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中司法权力的组织形态特点，分为专门模式与混合模式。根据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的功能特点，可划分为教化模式与补偿模式。以程序结构为一端以程序功能为另一端，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可以有四种理论模式:专门-补偿模式;专门-教化模式;混合-补偿模式;混合-教化模式[3]。现实选择中以专门-教化模式及混合-补偿模式为佳。 三、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未成年案件中适用现状及缺陷 （一）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未成年案件中适用现状 我国部分省市开始探索刑事和解适用于犯罪尤其未成年犯罪的可能性。例如上海市检察机关在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也开始逐步推广刑事和解，并建立了刑事和解限制公开制度。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11月21日出台了《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规定(试行)》，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刑事和解制度[4]。此外，在广东、浙江、重庆等地也存在类似的做法。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刑事和解的推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例自2002年1月以来，上海市杨浦区逐步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建立起轻微刑事案件人民调解工作机制，迄今为止共调解了1，094件，只有70件没有调解成功，成功后反悔的仅4件[5]。 总之，对轻微的未成年人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机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且收到了比较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刑事和解制度理论上及司法实践中的缺陷 作为非刑罚处置措施的创新模式，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在取得以上积极效果的同时也显露出了许多制度上的弊端： 1.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欠缺法律依据。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依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不但非刑罚处置措施形同虚设连退一步的非监禁刑的种类也十分有限。道歉、参加公益劳动、进行社区服务等措施等手段在西方各国已经被独立出来成为非监禁刑的种类，而我国的立法对此没有突破，无论在立法规定上还是实际适用上都非常有限[6]。未成年刑事和解适用这些非监禁刑没有法律依据，且没有明确和解后作为法定处理情节的规定，与罪行法定原则相违背。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172条分别规定了微罪酌定不起诉和自诉案件和解制度。《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108条也对当事人和解的诉讼程序进行了专门规定。以上程序法的规定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短短三条法条存在着规定过于笼统、概念界定模糊、实施机关不明、适用范围狭窄、和解程序缺乏等不足，显然无法清晰地指导司法实践，也难以更好地促进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发展[7]。 2.和解制度缺乏体系，各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