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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团视阈下社会组织参及社会管理路径作者简介：郎晓波（1981- ），女，浙江杭州人，杭州市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管理与公共行政。摘要：浙江省近年出现的“社会复合主体”、“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等鲜活的实践经验，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中心论，也不同于单纯的国家中心论，而是充分正视中国现实语境下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模糊性，并利用这种模糊关系中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去促成主动性，从而试行一条政府与社会相互增权的道路。 关键词：法团；社会组织；政府；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5-0083-04 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在经历着波兰尼意义上的“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Karl Polanyi，1940）［1］，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矛盾复杂、风险加大，社会管理任务繁重。传统的政府包揽社会管理事务的单一管理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在我国发展迅速，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这种转型给政府带来了职能转变的需要，也重塑着中国社会组织的角色和功能。得益于政府放权的制度性空间，来源于社会管理需求的内在动力，大量旨在提供公共物品和特殊服务的社会组织获得了合法性来源和生长前提，也推动着基层社会管理单元的多元化。地方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满足社会成员共同性或普遍性需求，社会组织满足成员的差异性和多样化需求，两者在功能上的互补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中国语境下这种独特的“政社合作”社会管理新路径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在西方，市民社会与政治统治相对分离，政府担任着“守夜人”的角色，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受到严格的限制，绝大多数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完全依靠市民社会的内生机制来实现。而中国至今尚未形成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在现有的条件下，政府与社会如何实现一种制度的合作成为关键的问题。浙江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实践经验显示：转型时期，即便没有强大的市民社会做支撑，部分社会组织也可以通过组织转型进行功能变迁，从而承担来自新的社会结构和国家以及市场的管理要求。同时，地方政府也力图通过对社会组织调控和引导实现职能的转变和新型社会管理路径的创建，达致政府与社会治理的“双赢”局面。可以说，新型社会管理模式是在现有的组织资源和熟悉的制度框架内，通过相互增权使得社会的整体需求得以表达和整合。本研究将在“法团主义”的解释框架下，对转型时期浙江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路径演变进行注解，并通过微观呈现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独特的制度化互动过程，力图构建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增权的社会管理新路径。 一、模糊的边界：浙江省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管理的案例探析 依照法团主义理论权威学者菲利普·施密特的解释，法团主义是以社团形式组织起来的民间利益同国家的决策结构相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法团主义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去，可以被视为一种对国家和社会间常规互动体系的概括。从国家到法团，中国式“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正在经历变革。在政府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促进社会发育是一个关键问题。在现有的治理资源下，培育新型社会组织，推动已有的社会组织的转型并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职能，成为浙江省创新社会管理路径的出发点。 案例1，新型社会组织的培育：杭州市“三位一体”社会复合主体推进社区治理 无论是社区功能的日益完善还是社区资源的日益整合，都使社区发展的趋势，借助合作主义理论的视角，指向社区共治。社区共治要求一种治理方式的变革，即从过去仅仅依靠政府实施的“单极治理”走向多种社会主体共同推进的“联合治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联合治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善治”，也就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使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政府职能社区化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更好地承接政府下沉至社区的行政事务和公共服务、使社区居委会回归自治的本原，各地都在探索社区工作站的建立模式。在借鉴和吸收公司治理、社站内置、居站并行和居站分离四种模式的基础上，杭州创建了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三位一体”的复合模式。2008年，杭州市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市委［2008］20号）和《关于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建设的若干意见》（市委办发［2008］169号），开始社区工作站试点建设工作，推进“三位一体”社区治理复合模式的探索和实践，截至2009年12月底，全市870个社区全面建立社区工作站，形成交叉任职、分工负责，条块结合、合署办公的复合模式，并取得了理想的成效。所谓交叉任职就是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三套机构成员之间实行交叉任职，社区党组织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一肩挑的社区，由书记、主任兼任社区公共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