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塔菲耶夫作品中的苏联风雨百年-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docVIP

2009年第1期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 2009, №1 总第23期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Serial №23 阿斯塔菲耶夫作品中的苏联风雨 于明清 20世纪的苏联历史似乎在刻意提供一个社会生态演变的完整模板，人们目睹了苏联政权从建立、发展、到失衡和崩溃的整个进程：以十月革命这一改变人类历史命运而震惊全球，以给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永载史册，又以一次更大的爆炸——苏联解体震撼世界。阿斯塔菲耶夫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生命，有着俄罗斯作家传统的救国救世的热情，同时他还是一个充满人性关怀的人道主义者，他一直在试图用自己的创作来对20世纪俄罗斯社会生态变迁进行文学阐释。 1 阿斯塔菲耶夫——“天生的道德探索作家” 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一直秉承着俄罗斯文学对社会道德进行探索的传统，他曾被苏联文学界称为“天生的道德探索作家”。凭着艺术家独有的直觉，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苏联社会的危机。1987年，阿斯塔菲耶夫为《悲伤的侦探》中文译本所作序言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世纪的任何一位艺术家，也没有在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如此不幸的环境、如此不幸的时代里生活与工作过，我们站在深渊的边缘，清晰实际地，而不是书卷式地体会到哈姆雷特所说的‘是存，还是亡？’”此时，他似乎预见到了处在存亡边缘的国家将要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动。在这部作品里，作家似乎首次将视线从诗意的山水转向喧嚣的城市。他对社会弊端的剖析，对人的批判使小说带有鲜明的政论色彩。人们习惯于将《悲伤的侦探》看成阿斯塔菲耶夫从描绘自然到剖析社会的转变，其实，他的作品一直保持着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只不过其中有些被他“大自然的歌手”的光环所掩盖；有些则因为历史原因未能让读者及时了解。这部中篇经常和《火灾》、《断头台》并称为最早针砭社会弊端的苏联小说，而阿斯塔菲耶夫其实行动得比拉斯普京和艾特玛托夫更早。在作家的早期作品里，即使在被公认为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鱼王》中，也揭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阿斯塔菲耶夫在《鱼王》里对很多苏联早期的社会历史问题，比如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发表过见解。20年代中期，苏联已经完全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变到“新经济政策”，不久后开始用重新组织居民点的办法来调整和变革土地关系。新居民点主要由贫农和中农组成，富农则被迁到远离居民点的贫瘠土地。显然，作家认为这种对土地关系、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净化”是不适宜的。小说中写道：“不知是什么人认为有必要把好些叶尔博加钦的居民迁至图鲁汉斯克，又把好些图鲁汉斯克的居民迁往叶尔博加钦。” 从叶尔博加钦出发的人坐木筏去图鲁汉斯克贩卖木材，本以为可以发财，但能够到达目的地的人很少，许多木筏都被急流卷到石滩上，撞得粉身碎骨。有个妇女曾在迁徙途中看见一个男人双手一字张开被钉在山崖上，“他身上赤条条的，汗毛特重，胡须随风漂动，张开了黑洞洞的大嘴，似乎在对天呼叫；手臂伸展开，好像不让人们再往前走，因为他居高临下，看得见那叫人丧命的河口。”这个横死的男人在警告世人，不要远离家园。阿斯塔菲耶夫有着强烈的家园意识，对故土的情感就好像《乱世佳人》里的思嘉丽对塔拉庄园一样，那是一种无法用理性和语言解释的依恋和执着。 1990年，《鱼王》出版时曾被书刊检查机关删掉的“诺里尔斯克人”一章，以另一名称——“心灵空虚”出版了。这个短篇原是作品的第3章，处于“一滴水珠”和“达姆卡”之间，讲述了一个“诺里尔斯克人”从“英雄”到“逃犯”的经历。从20年代末开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盛行。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遭暗杀事件后，苏联全国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分子运动，一直延续到1938年秋，先后受牵连的人在500万以上，其中40多万人被处决，成为苏联30年代国内政治生活中突出的大事。此时苏联文坛歌功颂德之作颇多，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圣朝无阙事，冉阿让В. П. Астафьев 1990：30） 这个“罪人”、“逃犯”、“凶手”从没有伤害过谁，逃亡时处在饿死的边缘也没有抢孩子手中的面包，而是谦卑地向他乞求。他当过上校，得过勋章，为祖国的安危成了残废，为诺里尔斯克的现代化建设出过力，在受尽折磨跟屈辱后依然忠于祖国，忠于领袖。他唯一的过错就在于有自己的看法，没有成为一个“只会挥舞着军刀喊‘万岁’，却根本不会动脑子的人。” （В. П. Астафьев 1990：17） 作家始终用“逃犯”、“诺里尔斯克人”来称呼主人公，显然是想以他来代表一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像主人公这样的逃犯很多，他们在官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