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的哲学基础.doc

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审视新制度经济学 徐传谌，廖红伟?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新制度经济学，从方法论和理论基础等诸方面有异于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然而，两种理论之间仍具有一定的兼容性。本文尝试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优势和缺陷，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去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实质，力图给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中相应的辩证的、历史的解释。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 一、引 论 制度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因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对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因和展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全貌具有终极的解释力，因而对制度主义理论的影响最为深远。脱胎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以科 , 并为改变这些安排以增强经济效率提供理论基础。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所说,21世纪将是新制度经济学繁荣发达的时代。 诚然，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以通过制度变迁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为基本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从方法论和理论基础等诸方面有异于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二者殊途且未必同归。然而，两种理论之间仍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呈现出许多共同点：比如，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研究制度的变迁，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生和演变规律所进行的分析相比较，在动态性和历史性方法上有相似之处,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Ｐ６８） 二、经济发展原因的哲学分析 对经济发展原因的探究，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课题。按照通常的观点，技术、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视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知识和技术存量规定了人们活动的上限，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决定在这些限度内人类如何取得成功。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速率。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体制是经济史的核心。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与非激励系统，而且还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Ｐ１７）“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Ｐ１）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定位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相左的，一时引起了“制度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的争论，孰是孰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发展理论给出了彻底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很多因素，而只有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并把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构成中的首要因素，也是体现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然而，技术虽然属于生产力范畴，却不能等同于生产力，因为生产力构成中还包含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等其他的重要因素，所以，把技术定位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有失全面的。而且，西方学术界所主张的“技术决定论”，过于夸大技术的决定作用，忽视生产关系和人的作用，这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不相符的。关于“制度决定论”，依照马克思，物质决定意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所谓制度，其本质上是人通过实践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属于意识范畴，这种反映又通过实践能动的反作用于客观世界，指导实践，所以，首先应把制度的作用理解成认识对实践的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都是以矛盾运动的眼光分析社会问题，认为矛盾双方的作用与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而言，笔者认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原因；就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时点或某一阶段而言，特定条件可能使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此时对经济发展来说，生产关系如何变革、制度如何变迁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情况在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可能性已萎缩殆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或严重受阻，从而急需制度变革的社会尤为显见，比如，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就面临这种局面。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作用的诠释是有理论依据的，但应该在坚持生产力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基础上把握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制度决定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对的正确性。 三、制度变迁机制的哲学分析 在坚持经济增长的最终原因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的观点的基础上，诺思又进一步指出，制度的变迁是历史演进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