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之枢纽”到“文质彬彬”.doc

从“文之枢纽”到“文质彬彬” 《文心雕龙?神思》有言：“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所以只要是读过这两句文字的学者们，就不必去为刘勰为何在依傍佛门后还能写出如此“体大而虑周”的著作而苦恼了。如果刘勰拘泥于儒释道中任何一家思想，他是不会考虑到“通变”、“时序”的，更不会时时不忘“积学以储宝”（《神思》）、“博览以精阅”（《通变》）、“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知音》）的。刘勰之所谓博览并非老子所诟病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从《文心雕龙》整部作品来看，对刘勰的人生观、艺术观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孔孟之道，张少康、杨明照、周振甫几位先生对此作了比较详明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参见《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零）孔子之道可以一以贯之，崇仰孔子、要求“博而能一”（《神思》）的刘勰当然不会博而无识，他“搦笔和墨”的一贯之道除了“疾没世而名不称”之外，就论“文”而言我认为“文之枢纽”，更确切的说“文质彬彬”是他对“文”的一贯之要求。 　　 　　凡事都要有个标准，论文也如此。“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序志》)刘勰把《文心雕龙》前五篇当作他文学理论的关键，是他统摄全书的纲领。在刘勰《原道》之前的古代文论中已经有关于文学的起源、功用的点点滴滴的论述，《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礼记?乐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 《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种主要就情志、外物、诗言的关系来言“文”的观点在刘勰的时代显得过于朴素、要约。儒家哲学经世致用的取向使它在文学的本体性的思考上显得比较单薄、欠缺，而做梦都想着孔子并能博览精研的刘勰为了使自己的论文更加有理有据，在搦笔和墨之初就必须就“文”的起源、本体性借助道家思想来寻根究底一番。老子所言之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庄子论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子?大宗师》），道家哲学中的“道”是一切的起源、本体。在《原道》一篇中，刘勰谈到的“文”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与天地并生的文，他举日月叠璧、山川焕绮为例，指出“此盖道之文”也，也就是说自然万物都是道的具体化、都是道的表象；第二个层次的文是道的客观化下的万物（包括人）的可感知的“形文”、“声文”，龙凤、虎豹、草木、林籁、泉石、人文、文学作品都属于这一层次；而作为文学作品的“文”就属于第三个层次了，用现代语言来说，它指的是文学作品的形式。而这三个层次的“文”从本源上都可以追述到万物根源的“道”那里，虽然它们有将自然之物与意识形态混淆的嫌疑，但大而化之，它们确然是同源的。如此这般，刘勰为文学确立了它的不可动摇的本体性，他还通过把文学作品与自然事物的对照，更进一步为文学中的对偶、声律、辞藻的存在寻求根据。刘勰在《原道》中对道家哲学的利用可以说到此为止，紧接着就文字、文学的演变发展他便慢慢地露出他儒家门生的本来面目了，并迫不及待地将他日思夜想的孔子推到“因文而明道”的圣人的宝座上。而事实上儒家之用世之道在抱有救蔽胸怀的刘勰的文论中确实占有“质”的主导地位，同时儒家对礼、对文采的重视使他对文学的形式美也并不放弃。“文质彬彬”虽然是孔子用来论君子的，但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我们确实可以说这同样是刘勰对文学的强调再强调的一贯要求。这暂且不谈。 　　刘勰既然认为“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圣人能够“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以设教”“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极化”（《原道》），我们既非圣人，要了解人生宇宙的大道，就应该向圣人学习了；如果我们生而不幸，未能见到圣人，那就只能通过圣人留下的经书去学习了。所以圣人尚在，我们需要《征圣》，圣人已死，我们就需要《宗经》了。在“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的时代，刘勰要世人明白“贵乎体要”“宜体于要”（同上），就不能如颜延之那样把不讲文采的经书化为“言”了，刘勰为了救蔽，便将有韵的文和无韵的笔、言总称为“文”。既然经书是文，经书又有明道的好处，时蔽又如此，《征圣》、《宗经》就是名正言顺而且十分必要的了。《征圣》有言“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情欲信，辞欲巧”，政化、事迹、修身都要靠文来征显、传播。刘勰还强调文章应该写得“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 （同上），如果言而无文，不仅不能很好的表情达意，而且不能行远、不能广泛的流传。圣人能够做到“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 （同上），我们向圣人学习这些手法以求文章能够“衔华而佩实”（同上）。刘勰还认为天道难闻，人们犹且钻仰，道既然沿圣以垂文，我们又何必舍近求远，对于可见的文章却不去思索效仿呢？纪昀评《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