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技术及资本积累型经济增长.docVIP

借用技术与资本积累型经济增长 ——兼论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异同 摘要；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研发支出、品牌建设等无形投资的回报，与有形资本积累一样要付出资金成本。在技术落后阶段，通过引进技术来获得技术进步，尽管全要素生产率会降低，但是资金使用效率更高，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更快。重化工业化、借用技术与代工生产是造成我国资本积累型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由我国现阶段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并不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低下。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 无形投资 借用技术 代工生产 资本积累 引论 最近一些年，很多学者研究发现，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都下降了。很多人据此认为，2002年以来的中国新一轮高速经济增长的质量低下，是资本积累型经济增长，是粗放型增长，不可持续。[1-2]这种观点在2006年以前相当盛行。 从2006年年中开始，很多学者根据中国2004年经济普查的数据发现，新一轮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我国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很高，企业盈利水平超过日本企业，逼近美国企业。换句话说，新一轮高速经济增长的质量其实很高，有其微观基础。[3] 那么，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质量到底是高还是低呢？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与良好的企业资本回报率是否可以共存？中国最近一些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比率的相对下降，有其历史阶段必然性，还是表明经济增长质量的下降？经济增长的质量，到底应该是根据全要素生产率，还是根据企业资本回报率呢？ 一、无形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克鲁格曼在1994年发表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以当代东亚四小龙经济发展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率低下而断定这些经济体经济增长质量低下，不可持续。随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似乎验证了克鲁格曼的说法。 对此，郑玉歆、[4-5]易纲、樊纲、李岩、[6]林毅夫、任若恩[7]等国内著名学者，对于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的不合理性作出了深入的探讨。他们明确指出，不考虑各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本身就是不合适的。 通常而言，全要素生产率是通过计算索洛剩余的方法求出来的。在最简单的经济增长核算中，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率－资本产出弹性×资本增长率－劳动产出弹性×劳动增长率。从表面上看来，索洛剩余似乎是产出减去所有要素投入后的剩余。 但实际上，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索洛剩余本质上是那些无形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需要企业、个人与全社会付出成本。当索洛等人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候，他们往往只是计算了有形生产要素的投入，也即有形的劳动投入与有形资本的投入，其索洛剩余中包含了大量无形资本投入的贡献，例如说研发投入、教育投入（人力资本）、工人在岗培训投入、广告投入等。对整个经济体来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率的提高，主要是表明教育、研发、卫生、制度变革等方面无形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比率的上升。约根森和格里利歇在1967年撰文指出，作为索洛剩余的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只是一种计算上的误差,这个误差来自于对投入要素衡量的不准确，或者是因为某些对生产有贡献的要素没有被包括在生产函数中,如果把各种投入要素都包括在内并准确衡量，全要素生产率就会变为零。[8] 根据刘遵义等人的一项研究，由于1980年代以来研发支出占GDP比例的迅速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在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与新加坡三个经济体的增长中的贡献比率大为上升，但是如果在增长核算中考虑研发投入的贡献，1995年之前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率就会接近于零。而西方发达国家在扣除研发投入的贡献后还有剩余，存在全要素生产率所表示的“技术进步”，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无形投入除了研发支出之外，还包括品牌建设、商业方法研究、软件研究、管理研究等方面的无形资本投资。正是这些研发投入之外的无形资本投资产生了西方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所表示的“技术进步”。[9] 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与G-7国家的经济增长核算（包含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本投入的四要素投入模型）[9]65 国别 样本时间 有形资本 贡献比率（％） 劳动 贡献比率（％） 人力资本 贡献比率（％） 研发资本 贡献比率（％） “技术进步”贡献比率（％） 韩国 1967－1995 60.12 14.23 1.75 23.90 0.00 新加坡 1977－1995 50.44 23.90 1.30 24.35 0.00 中国台湾地区 1978－1995 55.85 11.25 1.14 31.76 0.00 日本 1964－1994 42.40 5.24 0.72 17.08 34.56 日本之外的G-7国家 1965－1994 32.52 3.72 1.16 14.90 47.69 二、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与全要素生产率 由于索洛剩余在很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