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盾及郭文景-音乐大师双人谈.doc

谭盾及郭文景:音乐大师双人谈2007年10月20日上午，在大宁福朋喜来登酒店宴会厅举行了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谭盾与郭文景”。谭盾、郭文景这两位昔日的同班同学，三十年后第一次在一起参与论坛，他们围绕“死亡与再生――关于歌剧中国和中国歌剧的未来”这一主题，与现场听众互动，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讨论。 ――在创作时，语言与音乐如何结合？ 将中国歌剧推向世界，该用怎样的语言？ 谭盾：莫扎特是奥国人，写意大利文歌剧，但是还是莫扎特的歌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歌剧的灵魂是一种戏剧的音乐，或者说是音乐的戏剧。其实就像拍电影一样，无论是用四川话拍，还是国语拍，我觉得实质性的问题并不是语言，主要在于用比较真实的感觉去做。 郭文景：莫扎特是德语世界的人，但写了很多意大利歌剧，这跟当时时代有关。 作为我来讲，我写《诗人李白》这个剧本，大家都知道，使用李白诗歌本身，用中文比较好，因为诗歌是不可翻译的，但是写中文歌剧有很大问题，中文歌剧在舞台上才刚刚出现。我写的《夜宴》、《狂人日记》、《诗人李白》都是在欧美国家首演，《诗人李白》还好，找的都是中国演员，其他歌剧找演员就非常困难，很多演员一听说要唱中文歌剧，就好像上海的歌剧院要找一个会唱埃塞俄比亚语的人，不可思议。 谭盾：艺术是很个人化的事情，用哲学的语言说，就是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都是对的。马勒的《大地之歌》用了唐诗，无论读英文的翻译，还是德文的翻译，如果我不是中国人，我觉得我得到的感染力和震撼，不亚于我作为中国人懂得原来的诗歌。我每次听都有感受，听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心情的李白，是跨越中国的李白。而且这样反而更加有意思，李白中加了马勒，马勒在诠释中国诗歌的时候，加入了自己的真实理解，这里有一个意化的哲学现象：中国的文化是按我们设想的深度去存在呢，还是以本身拥有的方式存在？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艺术创作角度来说，你觉得怎样做，就怎样做，是最好的。我现在在写另一部歌剧，用中文写，很舒服，没有什么原因，艺术是一种非常直觉的东西。从外国人的角度看，西方观众不懂中文去听中文，咬词啊，辅音啊，也有另外的感觉。歌剧里有种文化，喜欢听听不懂的语言。比如听《茶花女》（唱起《茶花女》中一段熟悉的旋律），如果加上中文：“你吃饭了没有？我没有。”你就会觉得“哇”，很奇怪。因为这里有一种文化的东西，这个东西相当于你听的是“当当当――当”，结果是二胡拉出来的“梆梆梆――梆”这种感觉。因为音乐的欣赏是跟历史有关的，音乐节奏特别是音乐风格是不能被翻译转移的，跟诗歌一样。 郭文景：刚才谭盾说的歌剧语言不要直接听懂，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现在想请谭盾帮我一个忙，说一句湖南话。 谭盾：liuliudi…… 郭文景：好，有没有人听懂这句话。只有一个人举手，这说明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不是一句话，这是音乐，是旋律，是节奏。（全场哄笑） 谭盾：打上字幕，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很圆很圆，这个圆字有情绪在里面。所以欣赏歌剧的人喜欢听到原本的东西，这里有音乐在里面，每个国家的语言都有每个国家的特点。语言很重要，不要觉得中文重要，什么语言都很重要，主要在于作曲家本身对语言有没有感受，有感受去做就可以了。所以歌剧是音乐的戏剧，不是文字的音乐。 ――什么是中国歌剧？ 谭盾：中国歌剧或者歌剧的中国，最重要的还是音乐的创造，也许题材也很重要。比如说，一个歌剧讲述的是一个中国的故事，用的是意大利语，我们还是认为它是意大利的歌剧，尽管它是非常中国化的题材。所以呢，很多事情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么说，最后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很自由，事情就是这样，人生也就是如此。 郭文景：给中国歌剧下定义，就相当于对我们艺术的未来做了一个设定。如果一个社会对艺术有一个预设的话，就会对艺术家自由的想像、自由的创作产生一个约束作用。各民族都有对文化的认定，但是我讲一个更开放的例子，那就是美国，美国有一很棒的音乐学家，研究音乐史的，写了一本关于什么是美国音乐的书。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是在美国的国土上写出来的音乐就是美国的音乐，按照他的观点，美国的音乐不是由艺术家来评论的，而是由美国移民局来决定的，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开放的观点。那么就是说社会有这样的舆论的话，艺术家就不必承受各种压力，就有更多创作的自由。艺术要有自由。中国歌剧是怎样的，都会给中国作曲家形成一个压力：我做出来的是否不符合约定俗成的中国风格。好在现在改革开放还比较宽松。 谭盾：在崔健没有出现以前，大家预料摇滚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没有理论家预料到摇滚是像崔健这样的 。 郭文景：反正我觉得在艺术领域里，应该怎么样，是决对不行的。 ――就中国和西方的音乐，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郭文景：我觉得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