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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民族立法实践探究本文探讨了陕甘宁边区民族立法实践的理论、政策依据和现实依据；通过对具体立法进程及内容的呈现，研究了边区政府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探索与实践情况；分析、总结了边区民族立法的特色、经验及不足，充分肯定其历史意义。陕甘宁边区的民族立法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建构平等和团结的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进行制度和法律建设的伟大探索，是当时边区人民政府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中国的民族法制建设提供了最基本的经验。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　民族立法　民族平等　民族区域自治 作者刘玲，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在中国法制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陕甘宁边区的研究备受重视。目前国内关于陕甘宁边区立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涉及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涉及立法基本原则、指导思想、法制创新和人权保障等内容；在微观层面涉及宪法、组织法、行政法、土地法、刑法、经济法、婚姻家庭法等相关部门法的讨论。已有的研究中鲜见民族立法的专门论述，与民族立法相关的研究内容多散见于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论著中，只是在介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立法时涉及陕甘宁边区的相关情况，迄今尚未有专门研究陕甘宁边区民族立法的著述公开发表。 本文探讨了陕甘宁边区民族立法实践的政策、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通过对具体立法进程和内容的呈现，研究边区政府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制度化、法律化的探索与实践情况，分析、总结其经验和不足，充分肯定了陕甘宁边区民族立法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一、陕甘宁边区民族立法的理论、政策依据和现实依据陕甘宁边区民族立法实践有其特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对建党以后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制度保障的进一步探索。 (一)陕甘宁边区民族立法的理论、政策依据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民族立法实践的主要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民族平等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各民族的完全平等和自愿联合是确保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的根本条件之一。列宁通过领导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并提出：“社会民主党要求颁布一项全国性的法律，以保护国内任何地方的任何少数民族的权利。根据这项法律，凡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企图用来为自己建立民族特权或缩小少数民族的权利(在教育事业、使用某种语言、预算等方面)的任何措施，应当一律宣布无效，谁实行这种措施，谁就应当受到惩罚。”在谈到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时，列宁指出，“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同完全平等的原则是分不开的”，“保障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只有在不背离平等原则的彻底的民主国家中，通过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才有可能得到解决”。苏俄和苏联保障民族平等权益的法制实践也为边区政府提供了重要的国际经验。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出发，针对民族地区的革命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提出：“民族压迫基于民族的剥削，推翻了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民族的压迫。然而这只有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彻底胜利才有可能，赞助中国苏维埃政权取得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同样是各个少数民族的责任。”这一思想表明，少数民族反对民族压迫的解放斗争与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紧密相关，是中国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需要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意愿只有在中国革命彻底胜利中才能实现。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奠定了融汇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于中国革命洪流和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指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少数民族内部革命有别于汉族地区革命进程、策略和方式的基本原则”。 根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这成为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转折点。这一转折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为标志。毛泽东在题为《论新阶段》的工作报告中就党的民族工作任务和民族政策作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强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为此目的，必须注意下述各点：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的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