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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封建地主产生与再生道路及其生态特点 关于中国封建地主产生和再生道路问题，在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农民战争等问题的讨论中，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有些文章虽不是直接论述这个问题，实际内容与这个问题关系极为密切，并作了相当深入的分析。我这里只是把问题稍加集中，同时也发表一点浅见，以就教于同志们。 一、封建地主产生与再生道路问题 在论述封建地主产生与再生问题时，有一种观点特别强调土地买卖的作用。他们认为土地买卖所引起的土地兼并是封建地主产生和再生的主要途径。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不否认赐田和强取豪夺的事实，但这只不过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形成和发展的补充手段。依据这种看法，封建地主的多数成员是经济运动的产物，与封建特权很少关系。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值得商榷的地方也很多。第一，它忽视了封建特权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资本主义时代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封建时代就不是这样。封建社会的政治特权高于私有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那里，生产条件对生产者的统治，已经为统治和从属的关系所掩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权等级结构虽不像欧洲那样森严和僵化，但形式上的差别并没有改变政治特权支配社会、支配经济的事实。第二，把土地私有和买卖运动估计过高，未必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具有多元性和多层次的特点。所谓多元性，指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同时并存；多层次性，一方面指有些土地具有多级所有的性质，另一方面不管什么样的土地，名义上都属于皇帝。主权转为所有权，在大多数情况下无需通过经济的环节。第三，讨论封建地主把着眼点只话在土地上是不够的。与土地所有权具有同等重要的，还有对农民人身的占有与支配权问题。且不说领户制，就是在租佃制中，也不能把地主与佃户的关系都说成是两造平等的自由雇佣关系。以上三个问题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我们的目的旨在说明，在分析封建地主的形成和再生时，单纯或主要从经济关系入手是不够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 在讨论问题之前需要对封建地主这一概念作一点说明。对封建地主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理解。广义指一切形态的封建主，如国家地主、领主、私人地主等。狭义的指拥有相当地产并借以剥削农民或农奴的土地所有者。我们从广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狭义的封建地主则称之为私人地主。另外，封建地主既可指一种生产关系，视为一个阶级，又可以指其中的具体成员。本文主要用后一种含义。 封建地主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无疑应该从经济上加以说明，没有一事实上的生产力及其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是不会出现的。但封建地主成员的生产与再生并不完全都是经济范围中的事。从中国历史上看，第一代封建地主主要是通过政治暴力方式产生的。从春秋战国看，组成封建地主的不外诸侯、卿大夫、官僚、官爵大家、豪士、豪民、豪杰这些人。他们中的多数不是通过经济手段发家的，主要是靠政治的暴力。从目前的史料看，直到春秋，土地仍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多级占有。诸侯之间土地和人口的转移几乎都是军事行动的副产物。与此相适应，说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转移的词汇是“正其疆场，修其土田”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启封疆” 《左传》成公八年。，以及“侵”、“入”、“分”、“取”、“逐”、“疆”等概念。卿大夫之间也是以武力争夺土地和人口，因此通常用“争田”、“夺田”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左传》成公八年。 春秋战国除用武力解决土地占有权外，还盛行分封食邑制，分封食邑制完全是由政治方式决定的，与土地买卖毫不相关。 春秋战国分封的食邑有授有收，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传给子孙。春秋时期世官、世族和食邑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到了战国，情况有明显变化，官爵不能世传，封邑却可传给子孙。如赵平原君死后，“子孙代，后竟与赵俱亡” 《史记·平原君列传》。。乐羊为魏文侯将，封于灵寿，其“子孙因家焉” 《史记·乐毅列传》。。王翦向秦王 《史记·平原君列传》。 《史记·乐毅列传》。 《史记·王翦列传》。 土地可以遗传，那么随着时代的推移，不管名义上的所有权属谁，必然要变成实际的私有，在一定条件下就可以出卖。春秋时期未见有私人之间进行土地买卖的记录。直到战国的中后期才有了这类的记载，赵将赵括买田是人所共知的一例。不过终战国之世，土地买卖现象还是比较稀疏的。 如果说春秋战国已进入封建社会，那么封建地主中的多数显然不是沿着土地买卖的道路产生的，主要是通过武力争夺和政治分配方式形成的。 从秦汉到清，封建地主阶级稳定。那么封建地主成员是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升降沉浮呢?概括起来有如下三种方式： 1暴力和政治的方式 众所周知，暴力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那么我们的说法是否把事情颠倒了呢?没有。暴力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