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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八大猜想猜想1重塑全新的监管制度体系？ 罗文辉 “郭主席上任不久即在期货市场上刮起创新之风，但现有期货监管制度体系的基础形成于上世纪期货市场两次治理整顿时期，而期货公司如同结结实实被捆绑许久的螃蟹，突然解除束缚，一时却不知怎么走路了！” 浙江某期货公司的总经理一个月前于杭州举行的中国期货分析师论坛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因期货市场强势监管的基调已让位于创新这一主旋律，兴奋之余又倍感压力。 其实，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金融体系与国际准则均面临着重构与完善，而转型中的中国更需要对监管理念、监管方式、监管法律法规等已显“落伍”的期货监管制度进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不过，这种监管制度体系的重塑本身即为一系统性工程，且尚需自下而上的调整、适应、创新过程，也注定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 理论界，将各国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方式区别为基于“原则”的监管（principles-based regulatory approach）与基于“规则”的监管（rules-based regulatory approach）两类。英、美两国对期货市场的监管被视为前者的典型，而中国属于后者，德国则“向原则监管发展”。 根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所委员会（CFTC）前主席Walter Lukken的观点，原则监管的优势在于灵活性、风险敏感性、全球兼容性，其重点在于关注风险。这种基于风险的监管方式，也使得期货公司不必盲目依赖监管者发布的所有监管规则。 规则监管，则是以一系列详细规则来约束被监管者行为，甚至监管部门事无巨细地发布各种监管意见。 一般认为，规则监管是期货市场监管发展的必经阶段。如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也曾经历过规则监管。而中国从严的规则监管，也是我国期货市场经历上世纪90年代初无序发展及两次治理整顿后的必然选择。 且经验表明，监管政策的取向，与保持稳定、安全还是促进效率、创新的监管目标有关。 显然，对这两种监管方式的有效性评价，因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及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尚不能一概而论。 即使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实行规则监管的美国证券交易所委员会（SEC）也与无为而治、高度依赖行业自律的CFTC不一致。 奉行原则监管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最顽固堡垒的CFTC，曾在2004年后的五年时间内两度出现主席一职长期空缺的现象，而其拥有的国会经费预算相比强势的SEC也曾少得可怜。 不过，CFTC对衍生品尤其CDS、能源类互换产品等场外交易衍生品的监管长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在2009年新主席Gary Gensler上任，特别是去年全球最大独立期货公司（FCM）的曼氏金融爆出挪用16亿美元客户保证金的丑闻后，开始有所改观。 也因此，中国证监会期货监管一部主任宋安平上周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举办的“2012年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30人论坛”上曾自豪地表示：“原来我们一直在学习美国，我们感觉美国在这方面比较先进，没想到他们竟然会出现挪用客户保证金的情况，这是我们不敢相信的。这些年的实践让我们感觉，中国期货市场在制度层面、规则层面和监管层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事实上，前一段时间，CFTC还专门派人到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来学习中国的风险监控制度，而就在上周于北京举行的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第37届年会上中国期货风险监控的模式还受到推荐。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期货监管制度体系，或许是介于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之间。 中国商品期货的成交量已连续数年名列全球第一，且在解决客户挪用保证金方面令美国同行侧目，诚然可以归功于“中国期货市场还是有一些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特色的东西，且非常有效”。 但脱胎于上世纪90年代治理整顿时期的现有期货监管制度体系，也因其审慎监管原则下以不出事为目的的消极性管理、以简单的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抑制了国内期货市场的活力和创新性。 事实上，中国商品期货交易量占全球场内交易商品期货的比重已由2010年最高峰时的53.66%下降至去年的38.03%。去年这一比重，虽仍高于去年商品期货成交量亦有所下降的美国的28.31%，但中国作为全球商品期货市场老大的地位正受到高速增长中的英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商品期货市场的挑战。 而去年国内期货市场成交量大幅下滑的背景，就是证监会根据国家调控通涨预期的需要对各交易所的“过度交易”进行了干预。 两年前已上市国内首个金融期货品种的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则受困于现行新品种上市审批制度，至今仍是沪深300股指期货“独生子”一个，因而在成交量上很难与国内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一起跻身全球衍生品交易所前30强。 即使是证监会引以为豪的保证金监控制度，也因缺乏统一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