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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楼女子悲凉人生路 妓女从事的是一项高收入的职业，但同时，也伴随着极高的危险。这或许印证了经济学上的一条规律：高收益与高风险是成正比的。 妓女的被害是一个人人心知肚明的事实，然而却也是一个为大家忽视的问题。这也难怪，中国向来有疾恶如仇的传统，论及卖淫，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其危害，是如何防治，所谓“非我族类，同株共灭”，视妓女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又怎么会考虑到妓女的被害性及对妓女群体的保护问题呢？然而，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是，从古至今，卖淫女作为一群弱势群体，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和戕害，在黄泉路上，我们聆听到她们微弱却如泣如诉的哀歌。 在中国历史上，妓女从来就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职业，她们的出身、地位都很卑贱，尤其在唐宋以前，许多王公贵族蓄养家妓，更是将她们视为物品，随意送人，交换，甚至像牲口一样杀掉。据《晋书》记载，西晋贵族王恺在家中设宴，在妓乐歌舞中，一位吹笛的乐妓不慎吹错了调，王恺当即将这位乐妓活活打死。而北齐的卢宗道，行为更为残忍。一次，他在晋阳主办酒宴，宾客满坐。中书舍人马士达瞧见一位弹箜篌的妓女玉指纤细，忍不住叫道：“好漂亮的一双手啊！”卢宗道听到后，马上要把这名妓女赠予马士达。马士达坚决推让，说只不过是一句玩笑话，谁知卢宗道却暗地里命令家人将这名妓女的一双纤手割下来，送给马士达。如此残酷之行为，令人不忍目睹。不过，这样的事例在魏晋时期并不鲜见，而且当事人理直气壮，没有丝毫的内疚之感，究其原因，还在于他们只将妓女看作了一件无生命的物品。 唐宋以后，家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妓女不再属于某个人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处置，但她们的地位依然低贱，经常受到鸨母的羞辱伤害。民国时期的《北平娼妓调查》曾提到：“妓女之操此卖笑生涯，并不是尽人都是自愿的，其中因被压迫而做妓女的，所受的刑罚，非常人所能想到，那些不堪入耳的咒骂更是司空见惯之事。而打则更是花样不同，在平日当晚客人走后，妓女如有招待客人不周到的地方，或待客人太好，或那天买卖不好，就难免小受责打，打时用棍用铁条都不定，最残忍的如用火烧红的通条来打，用猫放在妓女裤裆中，然后打，可说是惨无人道。其余如不许吃饭、罚跪、关在黑房、捆起手脚来审问等，都是她们常受的刑罚。” 然而，比起妓女在外面受到的危险与伤害，鸨母的刑罚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事实上，妓女受外面的伤害更为严重，这其中包括流氓地痞、心理变态者、抢劫杀人者等等。流氓地痞是滋生在妓女群体上的寄生虫，他们变化着花样收取妓女的“保护费”，狠狠地教训不听话妓女，并“享受”免费的性服务，慑于他们的势力，多数妓女只有忍气吞声，忍受着他们的盘剥。而一旦碰到那些心理变态和存心抢劫杀人的客人，她们的生命财产就会遭受极大的威胁，并由此付出年轻的生命。 卖淫女之所以容易受到伤害，原因很多，但主要涉及到心理层面与现实层面。从心理层面上说，它是中国人传统意识中疾恶如仇与不把妓女当人看的因素在作祟。妓女因为对社会稳定与社会道德上的负面作用，被列入“坏人”的名单。对妓女的伤害属于“除恶”，因而不存在道德上的责任与内疚，认为是天经地义。这便为某些心理失衡继而变态的人群提供了报复的理由与借口。 综观侵害妓女的犯罪嫌疑人，他们普遍认为妓女下贱，很脏，该杀，根本不把妓女当人看，而视作社会的害人精，将受到的“委屈”发泄到妓女身上。这些“委屈”，包括失恋、离婚、妻子外遇、妻子卖淫、下岗等等，事实上他们也属于社会的边缘人，学历不高，家境一般，工作不如意，婚恋失败，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们对这个社会产生不满，再加大多性格内向，不会选择积极应对，容易埋下复仇的种子，一旦碰上合适的机会，便会突然爆发。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妓女具有不劳而获、招摇于市的特点，更容易成为对社会不满者的出气对象，这样的心理一旦形成，便会积聚成可怕的破坏力量。 但这还构不成妓女被害的充分条件，从现实层面来说，职业的高危险性是造成妓女被害的最主要因素。其理由大致如下： 一.妓女能够轻易致富，许多妓女身上都带有大量现金或者存折、信用卡及其他贵重物品，容易成为犯罪分了的目标。一方面，出于职业需要，妓女一般都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各种首饰项链随身佩戴；另一方面，妓女一般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出于安全的原因，钱财只能随身携带。 二.妓女通常采取单独行动，为了躲避亲友熟人，她们选择了陌生的异乡，远离了都市人群的正常保护，没有户口，连亲人都无法知道她们的音信，以至她们死后，只能是游荡于异乡的孤魂野鬼。 三.出于隐蔽的原因，她们大多在夜间出没，容易落入犯罪分子设下的圈套。 四.由于妓女从事的是一种见不得人的职业，因而即使遭到不法侵害，多数也只有忍气吞声，很少有人报警，因而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五.由于妓女出卖的“性”是一种紧俏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