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权视野下体育公共服务探究.doc

健康权视野下体育公共服务探究摘要：体育是促进国民健康的重要途径，体育公共服务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健康权偏重于人权的积极属性，需要国家履行相应的义务。提高体育公共服务是国家履行健康权保障义务的重要内容，体育公共服务对健康权有四个方面的具体作用，分别是尊重、保护、实现和促进。我国已经在努力加强体育公共服务，但还存在不足，需要改进法律制度，提高国家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投入。 关键词：健康权；人权；体育；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3-0026-04 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文称为《公约》），其中第12条第1款的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我国于1997年加入了该《公约》，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批准。国际人权法的规定已表明，健康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已经成为国际人权法的重要内容。2004年我国修订《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我国批准《公约》以及修改宪法条文彰显了我国对公民健康权保障的重视。 在健康权的实现过程中，体育具有重要价值，进行体育活动是实现国民健康的重要途径，1978年，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体育运动国际宪章》，其中第1条规定：“参加体育运动是所有人的一项基本人权。”我国现行《宪法》第21条第2款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此外，我国还通过一些部门法规，加强体育活动在健康权保障中的作用，如2009年出台的《全民健身条例》第1条规定：“为了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保障公民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提高公民身体素质，制定本条例。”第4条明确：“公民有依法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 公民参与体育活动是一项基本人权，而参与体育活动还需要国家的体育公共服务作为基础，所以关注体育与健康权，不能忽略体育公共服务问题。故而，本文基于人权视角，探析健康权保障与体育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体育公共服务在健康权保障中的作用，以及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存在的缺陷等问题。 1 健康权与体育公共服务 1.1 作为人权的健康权 在自然法学派眼里，健康是人先验的、固有的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正如英国的自然法学家洛克在其《政府论》中所言：“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1］在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健康权一直被作为私法领域的一项权利加以规定和保障。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革命兴起，最初分散的小规模家庭作坊逐步被大规模的机器工业所替代，大量劳力涌向城市，密集的人口和较为恶劣的工作环境，导致了一系列的诸如水源、食品、环境等社会公共卫生问题，社会公共卫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个体的健康保障问题。至此人们对健康的保护有了新的认识，意识到健康权不再仅为私权领域规范的权利。这种对健康的不同审视角度，使得健康权的发展获得了历史性的转变，即健康权从私权领域的自然权利逐渐上升为公法意义上的人权。［2］二战之后，国际社会将健康权上升为基本人权。1946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宣布：“享受可能获得的最高健康标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不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及社会条件而有区别。”1966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规定了健康权为基本人权，使得健康权被视为一种社会权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性质。 一般认为，基本人权可以分为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两类，二者划分的界限是政府在权利实现中的作用，消极权利是指政府不加以干预，由公民个体去自主决定的权利；而积极权利，是指只有或主要依靠政府积极作为才能实现的人权。然而，在人权领域，基于人权的不可分割性，多数学者认为，大部分人权都具有双重性，只是侧重点不同。本文认为，健康权与其他基本权利一样都具有消极和积极双重属性，但有所偏重，即健康权是以积极性、肯定性为主，兼有消极性、否定性的权利。健康权是一种偏重积极属性的人权，这表明在个人健康权的实现过程中，对政府或国家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的依赖性较大，比如现代各国努力提供的卫生公共服务、体育公共服务、社会保障都是为了帮助国民个体更好地实现健康权。 1.2 体育公共服务的提出 体育公共服务属于公共服务范畴，是国家或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在体育领域的展现。国际上通行的看法，公共服务一般是指依托社会公共设施或公共部门、公共资源的服务，其对象是有着公共需求的不特定公众。因此，体育公共服务是附加了“体育”特征的“社会公共服务”，这种服务以国家提供体育设施、体育比赛、体育活动规划、体育教育等为内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