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地使用权征用中农民成本收益研究.doc

农用地使用权征用中农民成本收益研究摘要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大量农用地征收以满足各部门各方面的用地需求，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农用地使用权征用。长期以来，农用地使用权征用补偿偏低及补偿不到位，使农用地使用权主体农民的权益受损而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本文在区域问卷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分解求和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等研究方法来分析湖北省农用地使用权征用中农民的成本收益并进行相应的测算。研究结果表明，调查区农民由于农用地使用权征用两年每公顷耕地的成本收益差额分别为：武汉市江夏区是16 652.20元/hm2，新洲区是29 753.82元/ hm2，麻城市是35 602.06元/ hm2，平均值是26 255.77元/ hm2。测算结果说明在农用地使用权征用中农民负担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存在显著的差距。 关键词 湖北省；农用地使用权征用；成本收益分析 中图分类号 F301.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9-0038-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07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基于国民经济建设、应对突发事件、国家安全等目的的农用地使用权征用现象越来越普遍。而由此引发的征地纠纷也层出不穷，其中争议的焦点大多都是农用地使用权征用的补偿问题，如用地补偿费过低、补偿费分配不合理等。究其原因在于，作为农用地使用权产权主体的农民在此过程中面对多方面的损失而负担沉重①，并且由于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而无法得到足够的重视及合理的补偿②，从而导致农民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目前国内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土地征收征用程序的制定、征地范围的界定以及征收补偿的合理测算及如何分配等问题［1-3］；涉及农用地使用权征用的极少，且仅限于政策理论研究方面的初步探讨［4-5］。本文试图通过典型区域的随机抽样调查对农民在农用地使用权征用过程中面对的成本、收益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从而对其进行较为详细的界定和量化，最终对农民在此过程中的利益得失做出判断，为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公平合理的农用地使用权征用补偿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1 农用地使用权征用内涵界定 2004年国家公布实行并生效的《宪法》修正案，将原《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6］。此次修改将原来的“土地征用”扩充为“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对征收和征用概念严加区分，从而相应地产生了我国当前的土地征用概念。在这次《宪法》修改中，相关法律对以前概念做了相关的调整，修改后土地征收的内涵继承了之前所使用的土地征用的含义，即土地征收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施征收并给予合理补偿。而土地征用的内涵界定为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实行一定期限的征用并给予补偿，征用期过后土地使用权仍归还原农民所有，此过程中不涉及土地所有权变化的问题。 在土地征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本文将农用地使用权征用的内涵界定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农民的农用地使用权实行一定期限的征用并给予补偿，征用期过后农用地使用权仍归还原农民所有，此过程中不涉及农用地所有权变化的问题。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地处北纬29°35′-33°08′，东经108°41′-116°17′。现有人口6 070万，其中城镇人口2 078.53万，约659.85万户；乡村人口3 991.47万，约1 015.72万户；全省共有各类农用地994.85万hm2，其中耕地为322.66万hm2，占农用地的32.43%［7］。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建设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大量土地征收的同时引发了许多农用地使用权的征用。 3 研究方法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概念界定首次出现于19世纪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朱乐斯#8226;帕帕特的著作中，称为“社会的改良”。随后，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重新界定了这一概念。至1940年，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8226;卡尔德和约翰#8226;希克斯在总结前人已有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成本收益”分析的理论基础即卡尔德-希克斯准则。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作为一种传统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中用于研究各种条件约束下的潜在行为选择与预期结果的关系，探究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其他社会科学在分析现实中的各种现象时也常用到成本收益分析方法［8］。 在成本收益分析［9］的基础上，运用分解求和法逐项测算农用地使用权征用过程中农民的成本和收益。分解求和法是目前国内外环境成本收益评估中最常使用的一种方法［10-14］，即首先利用结构分解将农用地使用权征用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