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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及经济发展理论综述【摘要】学术界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主要存在三种视角：多元主义、国家主义和法团主义，本文对国家理论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回顾了国家理论与社会关系的主要视角：“国家—经济领域—市民社会”三分法。并在这些基础理论的综述下提出总结与结论。 【关键词】国家理论；经济发展；市民社会 一 国家与社会关系主要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理论与社会的关系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点。讨论初期，人们大多采用“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学术界对于“国家—社会”关系主要存在三种视角：多元主义、国家主义和法团主义。 多元主义认为，由个人简单集合构成的社会产生了政府（国家），政府与社会始终要保持一种信托关系。如果政府亵渎了社会的信任，社会具有重新选择政府的自由。对社会而言，政府的作用在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它不能任意干涉社会的秩序。这一方面由于政府的权力只是源于人民通过契约而让渡的部分权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是否违背契约而对社会造成致命的侵害由社会来做裁判者。 国家中心主义论者认为，国家不必代表某一种社会力量，它有着自己的目标、利益、资源和执行组织，有着管制权力和使用强权的合法性地位，通过一系列组织实现支配或权威。国家是一个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组织实体。所以，国家权力具有整合社会伦理和追求公共福利的义务，而不仅仅是消极地维护一个安全的社会秩序。 法团主义也称为合作主义，强调社会与国家通过一种中介进行合作。它特别突出组织和社会集团的作用，尤其强调正式的私人团体执行公共任务的责任，并且认为为了减少和控制冲突，就需要削弱个人或个别团体的突出地位，从而使它们都遵循受某种权威影响的秩序。 二 “国家—经济领域—市民社会”三分法 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经济领域—市民社会”的三分法被引入讨论，相对应的，政府部门、营利部门和第三部门（非营利部门）的概念被广泛采用。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关于国家和经济的关系的争论集中于一个单一的问题上，即国家在经济中应该起多大作用。在这个问题中暗含着一个有争议的假设，而国家和经济是两个功能自主的独立分析领域。事实上，国家和经济应该被看成是相互建构的活动领域，—任何一个都不能在缺少另一个的情况下发挥作用（Migdal，2001）。首先，国家明显地依赖于经济中的财政收入来开展活动。这种依赖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纯粹掠夺性的政治管理方式也是相对少见的。即使是最贪婪的统治者也了解，如果不对他们的掠夺行为加以限制，生产就会萎缩。因为人们需要一些保证来使他们能够保留一些自己的劳动成果。 坚持自由市场论的理论家认为经济只有在最少的政府“干预”下才能运转得最好（Friedman，1980）。但是，许多经济社会学家则认为，即使是最具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也要依赖于法律和政治结构。韦伯（1922；1978）认为在西欧占支配地位的“理性资本主义”的独特形式极大地依赖于财产与合同法的有效性，这些法律被用于保证利润能够主要通过生产活动而不是寄生式的剥削而产生。 政府在集中了权力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社会所不能提供的公用产品。Polanyi（1944；2001）进一步深化了韦伯的观点，他指出市场经济依赖于市场活动无法单独提供的三种关键投入。例如，对货币供应的管理，对劳动力供给的调整，以及为那些没有充足工资收入的家庭和个人提供资源的福利政策。而对土地供应的管理包括环境规划、交通政策、农业政策及其他的土地使用规划。可以确信的是，尽管不能确保政府将有效地管理这些虚拟商品，但也没有明确的其他选择可以替代政府行为。 国家和经济互构的思想通常是以简略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即经济嵌入于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市场经济嵌入于市民社会中，市民社会被国家建构，同时也建构了国家。市民社会包括从行业协会、工会、政党的各种不同的非政府组织活动以及公民在其中形成其政治偏好的公共领域。但是法律和其他的政府活动深深地渗透到市民社会中，工会或行业协会的结构及其职责明显是由法规及政府官员互动的制度化模式建构的。然而，在理念上，市民社会和国家也保留了充分的自主性，市民社会对政府的权威设置了清晰的界限和约束，就像许多理论家坚持的那样，民主制度的活力最终依赖于市民社会中公民的政治活动能力。 市民社会的实质衍生于血缘、邻里、种族、宗教、阶级和其他身份的关系纽带组成的实在的人类活动。这些个人同时也是经济活动者和政治活动者，在这两个领域中，他们都依赖于最终建立在互动秩序基础上的规范性认同。例如，互惠的规则促进了经济交换和政治事务。在政治事务中，公民们提供选票，而政治家则承诺会制订满足他们需要的政策。市民社会的动力机制只是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固有的思想观念会稳固地占据着制度空间并努力阻碍新思想观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