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发展方式转变重中之重.docVIP

城镇化是发展方式转变重中之重2008年11月以后，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中国政府迅速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有效保障了2009年国民经济的止跌回升。对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总量需求不可能依赖于海外市场解决，因此，扩大内需应是一项长久的基本经济国策。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又到了一个转变方式的关键时期，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一契机，对理清思路，选择对策，保持国民经济稳步较快地健康发展、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全面小康等至关重要。 一、消费率过低谜团求解 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需总是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方面，由此，扩大内需应以扩大消费为重心还是应以扩大投资为重心自然就成为相关研讨的核心问题。长期来，鉴于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高不下，且这种增长率容易引发经济过热，在贯彻扩大内需的政策中，大多数人从直观感觉出发，强调应以扩大消费需求为主，因此，主张政策取向应以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大为重心。但是，这种政策主张是似是而非的。1998年以后，我国就一直坚持着以扩大消费为重心的政策。但令人不解的是，我国G D P中消费率却从2000年的62.3%直线降低到2009年的48%。在国民经济中，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构成。从政府消费来看，在1998-2008的12年间，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从24%上升到了26.8%(与此对应，居民消费的比重从76%降低到73.2%)，另一方面，1998年以后各年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年增幅都明显高于G D P的增长率。由此，可得出结论，G D P中消费率的降低不是由政府消费减少引致的。从居民消费来看，在这一时期，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其中包括村村通路、通电、通电视和通电话等工程(2009年以后，更是采取了家电下乡、轿车以旧换新的措施来刺激消费)，提高了城镇职工的收入，扩大了基本养老的覆盖面等等，有效地提高了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1998年以后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率(扣除了C PI增长率)从7.6%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16.2%，期间虽然有个别年份略低于G D P的增长率(如2003-2004年间)，但在大部分年份(尤其是2005年以后)均高于G D P增长率；另一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 D P总额的比重虽然从1998年的3 9. 5 5%降低到2 0 0 9年的38.97%，降幅在2个百分点左右，远低于同期G D P中消费率降低14.3个百分点的降幅，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G D P中消费率降低的主要成因也不是由“社会消费品销售增长率”指标所反映的城乡居民消费减少所引致的。那么，在消费增长率(政府消费增长率和社会消费品销售增长率)明显高于G D P增长率的背景下，G D P中的消费率怎么会一路下行呢？一些人将G D P中消费率降低的成因归结为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据此提出了提高居民收入以促进扩大消费的政策主张。但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率快速上升的走势并不支持这种认识。另一方面，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走势及其增长率走势也不支持这种认识。另外，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96年底的36373.4亿元年增加到2009年底的260771.66亿元，年净增额从1998年的7199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45351.14亿元和2009年的42886.31亿元；在14年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长率除个别年份(如2000年和2007年)略低于G D P增长率外，大多数年份都明显高于G D P增长率。从这些事实中可得出的直接结论是，城乡居民整体的消费增长率和收入增长率均没有低于G D P的增长率，因此，将消费率降低的成因归结于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也是缺乏实践根据的。不弄清消费率降低的真实成因，也就不可能真正弄清“扩大内需”究竟是以扩大消费为重心还是以扩大投资为重心。要解开消费率降低的谜团，必须进一步细分城乡居民的消费内容、结构和趋势。城乡居民的消费从内容上可分为“吃、穿、用”和“住、行、学”等两大类6个部分。不论是经济理论还是中国实践数据都证明了，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吃、穿、用”等项支出在居民各项支出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走势。中国在2000年实现了温饱型小康，这意味着对全国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已达到吃穿不愁的生活水平，要持续扩大以支持消费率的提高和G D P增长率是相当困难的。在城乡居民消费中，“住”指的是住房以及与居住相关的各种消费，“行”指的是医疗保健、道路和通讯等方面的消费，“学”指的是各类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等方面的消费。在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过程中，城乡居民的这类消费占支出的比重呈上升趋势。1990年-2009年间，这些内容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变化分别是：居住从6.6 3%上升到10.02%，医疗保健从2.01%上升到6.9 8%，交通通讯从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