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艺术萌芽及早期本土文化.doc

敦煌艺术萌芽及早期本土文化敦煌艺术的产生，是东西方不同文化与艺术交融的结果，而文化的交融，需要一个能够接纳、承载与发扬的环境。本土文化状况始终是接受外来文化的基础，是对外来文化有能力加以消化、转换的基本条件，正如史苇湘先生所说：“没有本土条件就没有产生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的可能。”优秀繁荣的敦煌本土文化艺术为佛教及其艺术在此生根发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一、敦煌早期的人文环境成为接纳外来思想的基础 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由于特有的自然环境、多民族居住空间、交通形势、战略地位等，形成了它独特而相对完整、稳定的地方区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敦煌既沉淀了悠久深远的本土文化，又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而注定在很早以前就具有了中西交流与融合的性质。 据史记载，自秦统一中国后，商人们已经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通过敦煌地区，与塔里木盆地及周围西域各地诸种族发生贸易关系，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流也随着商旅贸易开始了。汉代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及中亚各国的民族文化也都随之东来，敦煌真正地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敦煌建郡之前(公元前111年建郡)，这里是氐、羌、月支、乌孙、匈奴等少数民族的游牧场所，以畜牧业为主。后来由于朝廷军事的需要，通过屯军、兴建水利、汉族移民带来的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等，敦煌农业在隋唐之后得到更大的发展。敦煌交通枢纽的特殊性，促成了它的民俗在早期就具有多民族交融的性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天下大乱，敦煌由于地处偏远，社会环境相对比较安定。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纷纷迁居河西以避战乱，促使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中原世家大族的到来，也把内地流行的道教传到敦煌，与自汉代以来既存的儒家思想交织共存。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为本地区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了知识的基础，也为向中原输送外来文化提供了方便。魏晋以来敦煌汉文化的发展，为各种外来文化的传播打下了基础。 公元3-5世纪的敦煌，在生产、科技、医学、建筑、音乐、书法、绘画、儒学、谶纬、黄老、占卜、历法、阴阳等等方面都较为成熟，出了一些能工巧匠、学者经师，还不断派学生到洛阳太学就业深造。众多人才学者营造了浓厚的人文环境，如宋纤、郭瑀、祁嘉、刘昞等硕学鸿儒及授业弟子六七千人，刘庆、索晖、索绥、张咨、宗钦等史学家，宋繇、张湛、段承根、索敞、程骏等文学家，书法家张芝与索靖，音乐家索丞等等，他们著作种类繁多，使当时的学术水平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加上当时世家豪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影响，敦煌成为五凉时期河西走廊的文化中心，甚至如张力仁先生所说“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就是敦煌文化”。汉末至隋代以前的政权更替、动荡混战，不仅没有对敦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造成太大损害，反而促成了民族大融合，促进了敦煌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并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高潮。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莫高窟创建以前，敦煌已经是一个封建农业与封建文化相当发达的地方，为佛教文化的到来铺好了道路。 二、敦煌早期的民间艺术成为佛教艺术创作的母体 据史籍记载，敦煌地区的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同中原地区基本同步，且相互间有着联系。大量考古发现，在敦煌绿洲文化圈内，从远古时期开始就存在着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活动。 石刻岩画是原始人类对于自身基本生活状态的原始宗教性艺术表现。敦煌地区现已发现的大量岩画群，充分反映了敦煌历史上具有非常适宜人类生产和发展的自然生态面貌和环境。迄今为止，敦煌附近地区的祁连山、马鬃山、黑山等地区发现大量西汉以前的岩画群，其中祁连山区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大黑沟岩刻画最为丰富，另外还有灰子湾、七个驴、阿尔尕力太等岩刻群；马鬃山区有山德尔岩画、霍勒扎德盖岩画、格干乌苏岩画、洛多呼都克岩画等；嘉峪关附近的黑山岩画中的雕凿技法和构思更为成熟，《舞蹈图》代表了最高水平。这些岩画中丰富生动的人物、动物形象没有重复，内容包括了狩猎、放牧、舞蹈等，反映了创作者的内心世界和生活感受。可以看出，这一地区古代社会各民族人民有着丰厚的文化艺术底蕴。 从敦煌、酒泉、嘉峪关出土的壁画砖墓、居延障塞出土的木板画等可以看出早期敦煌文化圈内更为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面貌。汉代戍边吏卒所作的木板画如《车马出行图》、《白虎图》，以及酒泉魏晋墓出土的画在木棺板盖上的彩绘东王公、西王母等作品，线条古拙简练，细劲有力，运笔流畅，形象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酒泉、嘉峪关出土的魏晋墓葬壁画，以丁家闸5号墓最为典型。壁画中题材比汉代有所扩大，宗教画、山水画随之兴起。表现技法高度概括，运笔精练，形象栩栩如生。内容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农耕生活、宴饮奏乐等方方面面的生活场景。在人物肖像处理中已能够刻画人的内在情感关系，具备了“六法”的要求，艺术水平可谓是中国魏晋绘画的代表。敦煌画像砖画，如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