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生活的审美图景──对90年代中国审美风尚变革的基本认识-第1.docVIP

　　世俗生活的审美图景──对90年代中国审美风尚变革的基本认识|第1 lunp;quot;、新马泰国际旅行等等名目繁多的旅游形式蔓延为90年代中国大众的文化时髦之后，它们便具有了让生活美丽的审美性质，由富裕生活带来的娱乐享受正从人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往外流淌着美妙的情绪。而一、两年前流行于中国城市大街小巷的那个电子宠物，则在装饰生活的意义上，把人对于什么是爱的价值探问，通过一种示爱的表演方式，转化成为一种立等可取的、当下的想象性满足：在人们的口袋、挎包里，电子宠物所发出的BB声，好似一声声爱的呼唤，而人们在为之喂食、洗澡的时候，也仿佛产生了盈盈爱意。在一场个人性的娱乐表演中，爱成了对于现实生活中缺乏真爱的人们的快乐抚慰；人们在这个娱乐化的生活世界中，完成了对于自我身份的又一次认定：我作为一个现实之物，毫无沉重感地进入了一个由感官活动所建造的嬉戏空间。 时间之流被拦腰截断。娱乐化的生活世界无须强调文化的历史性深度，而是着力表现了日常生活之当下动机之于人的历史感的改造：生活的愉快享受并不需要以历史的深度体验作为保障，大众不必关心自身感觉之外的时间上的客观性，而只需关心自身在感觉层面上是否获得了最大的快乐。于是，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文化风尚的娱乐化特征，隐喻了一种最广泛的非历史化迹象。人们不是在时间的自身连续性中进行体验和积累，而是在时间的空间化过程中寻到了自己的当下快乐。1998年春节，在这个最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的深厚历史蕴涵、中国人的民族记忆特性的特殊日子里，一部完全以取笑逗乐、东拼西凑形式出现的贺岁影片《甲方乙方》，在中国大地上一路飙红，迅速压倒同期放映的其他影片而占据了各地影院的票房榜首。这件事情便已然说明，在日常生活的直接享受活动中，文化的历史前提正在被不断消解；生活娱乐的可能性充分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巨大文化制约力的支配性话语，决定了人们对待现实和历史的态度。也因此，90年代里，我们进一步看到，这种非历史化的迹象甚至可以演变出对于真实历史本身的娱乐化处理。曾经激起中国大众巨大热情的所谓历史电影（《秦颂》、《南京大屠杀》、《红河谷》、《红樱桃》等等），以电影技术所特有的影像编码方式，在雪白的银幕上制造了一片异彩纷呈的娱乐化历史图景。那些曾经作为我们心灵反思对象的历史运动，在电影空间里成了一个又一个由视觉和听觉形象所串联起来的彩色画面：历史人物走下神坛，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同大众相互面对，引逗人们或声泪俱下，或笑逐颜开；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在影像活动的连续性上，或以气势非凡的宏阔场面、眼花缭乱的刀戈撞击，或以戏子的同性恋故事、青春少年的无政府嬉闹调侃，成功地实现了大众好奇感与紧张感的欢快宣泄。显然，电影是在以一种有意识的方式，将历史──生存的时间维度演绎成为大众感受性层面上的当下性存在、一种直接迅速地进入人的感觉运动的存在；它把历史从人的记忆深处放逐了出去，并且把历史交还给了大众感官的直觉性活动及其娱乐性满足。于是，历史的时间性深度的退隐与空间性历史形象的呈现，最终在大众感官层面上完成了历史深度与大众消费的娱乐性构造。 3、在一个不追求精神活动的创造性及其历史深度的时代，整个社会审美风尚的流变，在当下过程中高度激化了大众对于生活的审美消费狂热。这正是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又一个特征。 进入90年代，中国大众的审美趣味基本上是趋于消费性的。人们直接以物质满足、感性娱乐为价值目标，追求的是一种并不体现现实文化的创造性过程和意义的生活活动。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曾经被设想为充满意义、价值的创造经历，那么，如今，它已经被最大程度地当作人的日常生活的直接消费领域，其中洋溢着放逐意义和实现物欲满足之后的的巨大喜悦。各种名人传记、生活类杂志的畅销，各种国外名牌服饰的流行，以及各种电视肥皂剧的高收视率（《我爱我家》、《欢乐家庭》在这方面颇具典型性），等等，均充分表明：今天，人们主要是从日常消费的意义上来理解生活的美学性质，并在日常消费的广泛性中实现自身生活的审美化过程。日常生活就像一座硕大无朋的巨型超市，人们穿梭游动在巨大而拥挤的货架之间，生活之美仿佛那堆积在人们头顶上的美仑美奂、林林种种的商品，形象的审美外观下充塞着人的消费冲动和惊喜，浓缩了人在生活中日甚一日地变得强烈起来的占有欲望。具体生活过程与审美之间必要的心理审视距离消失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实现与大众在直接消费过程中的满足程度产生了特定的一致性──越是能够直接进入大众日常消费领域的对象，也就越是能够唤起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想象力。就此而言，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流变，显示了某种新的消费性意识形态话语的出现：追求物欲满足的物质主义和强调感官快乐享受的感性主义，便是这一话语的极端表现形式，而大众日常生活意志则是消费性意识形态话语践行自身权力的基本保障。在这里，我们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