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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监督权的本质、构成与制度价值 　　摘 要：党员监督权是党内监督制度中最重要的权利，却始终存在落实不力的问题。问题症结在于有效制度供给不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首先是如何深刻认识这项权利。党员监督权的本质是“权利”而非“权力”，它的制度表现是由批评权、检举权和要求罢免权构成的一系列权利，其制度价值在于推动党和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建设。 　　关键词：党员监督权；权利；权利体系；制度价值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35-0017-03 　　作者简介：李一宁（1977-），女，汉族，内蒙古兴安盟人，硕士，北京联合大学，讲师，主要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纪检监察工作。 　　党员监督权是党内监督制度中最重要的权利，也是极具开发潜力的权利。近年关于党员监督权的研究，学者们常用“弱监”“虚监”“空监”等词语来评价其实际运行情况，认为党员在党内监督中普遍存在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能监督等问题。学者们通过探索定义党员监督权，剖析这项权利的内涵，研究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笔者认为，党员监督权现存问题的根源在于有效制度供给不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首先是如何认识党员监督权，党员监督权是一项什么样的权利，它的价值如何。在此，笔者结合党内现行党员监督权的有关制度，谈一点自己的理解和思考，以期抛砖引玉。 　　一、党员的监督权是一项权利 　　党员与党代会、党委、纪委等党内机关同属党内监督主体，但是它们的监督权属性并不相同。按照权利理论，党员的监督权是一种“权利”，而非“权力”。 　　（一）党员监督权的本质是利益 　　现代政党理论认为，政党是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个体组成的政治组织。在党组织内部存在着权力与权利两种支配利益的力量。当权力结构与权利结构合理，权力得到有效约束时，整个组织内部秩序井然，利益呈现平衡状态。但是，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一旦发生异化，必然导致利益失衡。此时的党员监督权就是进行利益再平衡的重要力量之一。这里的党员监督权所指涉的利益“既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群体的、社会的；既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既可能是权利主体自己的，又可能是与权利主体相关的他人的”[1]。 　　（二）党员监督权的表象是资格 　　资格是提出利益主张的凭据。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这一资格是被《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条、《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十条、《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第十章等党内法规以制度形式确认的。但是，也正因为它是一种资格，它只解决党员可以做某事的问题，而不解决他是否有能力做某事的问题。所以，党章在党员权利条款的第一项即规定党员有权“接受党的教育和培训”，这是提高党员监督质量的进路。 　　（三）党员进行党内监督的方式是主张权利 　　党员的监督权主要表现为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是，党员所发表的意见、作出的意思表示并不必然被采纳；其次，党员对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提出的有根据的批评并不具有法纪意义上的惩处效力；最后，党员的检举揭发仅是启动组织调查或纪律审查的初始程序，并不必然导致追究责任的后果。总之，党员在监督过程中的主张仅为该主张的实现提供可能，而并不必然导致实现的结果。 　　二、党员的监督权是一个权利体系 　　党章等党内法规制度在具体列举党员权利时没有直接规定监督权，现实中使用的监督权是一系列权利的概称。这一系列权利是对党章等党内法规中的党员权利进行分类归纳后形成的，名称凸显的是该项权利的行使方式。有“三种权利”说，认为党员的监督权包括批评权、检举权和要求罢免权，如艾国的《论党员监督权》[2]、马慧吉的《论落实党员监督权》[3]；还有“四种权利”说，认为党员的监督权包括批评权、检举权、罢免权和申诉控告权，如陈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监督权研究》[4]。笔者认为，对于党员监督权范畴的界定应从历史实践经验出发，抓住监督的本质特征。 　　（一）党员监督权的历史流变 　　建党以来，党章等党内法规关于党员监督权的规定不断发生变化。党章是党内的根本大法，是其他党纪条规的制定依据。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六次修改党章。建党早期，我们党的力量比较弱，而革命任务十分艰巨。面对严峻复杂的革命形势，党必须保持极强的凝聚力、组织力与行动力，才能有极强的战斗力。所以，当时党内采取从上而下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对权利讲的比较少，更多的是强调义务、责任和服从。虽然党章没有以文本形式将党员的监督权固定下来，但是在具体革命工作中，党内鼓励并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注重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党员和群众的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来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并写入《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首次规定了党员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