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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章视阈下党的纪律建设历史轨迹的规律特征 　　[摘 要] 　　党的纪律建设伴随着党的诞生而开始，不论在执政前还是执政后，党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放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位置。党的纪律建设有着深厚的历史溯源，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在党章的视阈下，本文探寻95年来党的纪律建设发展历史轨迹的规律特征，对新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党章；党的纪律建设；历史轨迹；规律特征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2-0033-02 　　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是一定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是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现象，它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发展而发展。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1]。对党的纪律建设的解读可以有多种维度和视角，但党章作为全党的根本大法，必定是透视党的纪律建设的一种独特的视角，也是一种重要的途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党章的制定和修改、学习和贯彻，共召开了18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通过了1个党纲、8个党章和9个党章修正案，几乎每一次党章的修订变化都蕴含着纪律条规的调整和完善。 　　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党自身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不断调整党内关系的概括，更是党不断强化和完善自身建设的证明。党的纪律建设伴随党的成立而产生：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一大党纲虽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党章，但却起到了临时党章的作用，15条中更有多达10余条涉及到党的纪律[2]；二大党章专章论述“纪律”，围绕组织纪律、宣传纪律、党员从业纪律、党员开除条件等做了规定；此后，纪律建设不断补充和完善，中间虽时有曲折和倒退，但最终都能重回正轨。梳理党章中关于纪律建设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党在新生时期需要用严明的纪律来调整党内关系和保障自己队伍的存活和发展；处于执政地位的党需要用统一的纪律来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面对执政新形势和新问题，党更需要用科学的纪律来统一思想、凝聚意志。党的纪律建设在不同的时期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它与党的成长发展相伴相生，对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党章中关于党的纪律的规定，是党自身产生、发展和建设状况的真实记录，同时也是衡量党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从一大党纲对组织监督、保密原则、财务监督的初步原则性规定和探索，到二大党章围绕组织纪律、宣传纪律、党员从业纪律、党员开除条件等细化规定，再到三大、四大党章对纪律建设的微调小改；从五大党章首次设立“监察委员会”专章[3]，到六大党章撤销了刚刚成立的监察委员会，再到后期党内专门的监察机构的时有时无；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纪律建设的全面推进，到“文革”时期纪律建设的曲折发展，再到十二大党章之后纪律建设的重回正轨、稳步前进和高速行驶。可以说，党章中每一次纪律规范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都是以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为基础，党的纪律建设与党的发展呈现出共进共退的正相关关系。党的理论和路线一旦发生失误和偏离，就会影响到党的纪律的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反之，当一部好的党章中好的纪律能得到有效遵守和贯彻执行时，也会为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提供坚强保障。所以，党的纪律建设对党的发展、对党的事业的壮大都是极端重要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在纪律建设方面掉以轻心，否则就会付出惨重代价。 　　如前所述，党的纪律建设与党的建设紧密相关。党的实践不断发展、理论不断创新、人民对美好生活不断有新的期望，特别是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任务不尽相同，党的纪律建设更需要改革和创新。党的纪律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初创时期的单一、零碎和薄弱，又有“文革”十年时期的反复和倒退，还有改革开放以后重新步入正规。梳理党章中有关纪律建设的相关规定，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特征：当党的纪律适应党当时所处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符合党组织和党员的现实状况、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明确恰当、遵守和执行的标准统一适度时，党的纪律建设越具有科学规范性，反之亦然。党的纪律建设的科学规范性，实际上也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纪律建设中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纪律建设得以不断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党的纪律的制定，既要合乎时代要求，又要坚持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统一；党的纪律的修改和废止，也应当审慎、严密、周全。只有这样，科学规范的纪律建设才能统一全党、全体党员的认识和行动，为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保障。 　　以党章为考察范本，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发展轨迹呈现出以党的建设为基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而向四周发散辐射的特点。从早期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