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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政策与“中国方案”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复苏弱于预期。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边际效果逐步递减，而财政政策受制于高企的债务水平和冗长的政治议程，被束之高阁。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报告》记者邀请刘元春、苏剑、许伟三位专家围绕后危机时期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经验以及“中国方案”展开深入探讨。 　　中国经济形势及调控着力点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评价中国近几年的宏调政策工具和实施效果？ 　　许伟：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宏观调控概念以来，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当然有时候也用到产业政策、投资政策、信贷政策、土地政策等，调控工具相对泛化。 　　比较有争议的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成本收益如何？是否应归人宏观调控的范围？政府是否有必要、有能力、有信息优势实施产业政策？从不同经济体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实施经验看，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保护知识产权，纠正制度性扭曲，打破垄断，提高环境和质量标准等手段，促进新兴领域的孕育和壮大。但至于什么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多需要企业来试错。对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追赶型经济体而言，政府在主导产业选择方面可能掌握一定的信息，同时在纠正各种制度性扭曲方面或许能有一定作为。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技术水平更加接近国际前沿，产业和消费升级更为多元化、个性化，而且充满不确定性，再对创新升级进行规划的难度较大。无论是数字经济，新工业革命，还是其他新技术、新模式的引入，都需要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政府可以做的是创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制度环境。 　　刘元春：2011年以来，适应新时期流动性管理的需要，中国对货币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和创新，出现了SLF、MLF、PSL等一系列工具，更重要的是，货币政策顺应危机管理的思想和理论发展，明确提出宏观审慎监管，通过对杠杆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控，实现逆周期管理。货币政策的目标、传导机制、工具都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通过工具创新，从传统总量管理逐步向结构性调整转变，配合目前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无疑提高了效率。 　　虽然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还存在问题，但是能够成功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改善就业，维持物价稳定，综合来看应该还是不错的。目前我们面临几个问题：一是脱实向虚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二是在脱实向虚的过程中系统性风险急剧上扬，三是在外部冲击的压力下资本外逃和人民币贬值压力持续存在，四是货币政策效率低下特别是传导机制不畅。因此，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货币政策在未来进一步创新和调整的关键。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如何抵御发达国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外溢效应，以及新兴经济体和一些金融动荡国家所带来的金融冲击，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因此，汇率政策上应坚持以内为主，同时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 　　苏剑：目前的刺激政策都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政策副作用非常大，例如货币政策会导致投资质量越来越差，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日前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讲话透露出中国以后财政政策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希望能够突破不合理的财政限制。但我个人建议重点应该放在“改革”“开放”“创新”上，通过改革释放经济活力，而不是通过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刺激经济。 　　大国调控与全球协调 　　中国经济报告：你们对大国宏观政策协调有何看法？ 　　刘元春：G20杭州峰会公布的“中国方案”强调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从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这几大区域来看，它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社会、金融的大冲击，导致货币政策偏离了传统状态。这几个大国都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欧盟和日本都采取了负利率政策。这些政策对全球经济带来各方面的冲击，特别是当非常规货币政策常态化后，对于新兴经济体、外围国家的冲击就会致命，这是要求协调全球宏观政策的根本原因。 　　而这些国家采取了这么久的宽松政策，在后危机时期，金融震荡和经济增长乏力状态并未得到有效缓解，说明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存在问题，难以在短期内从根本上带动全球复苏。因此，我们必须调整思路，大国宏调定位应全面调整，不仅仅是因为外溢效应，更重要的是目前的政策无法适应后危机时期出现的长期停滞等一些深层次问题。 　　许伟：G20杭州峰会，在中国的倡议下，确定了九大深化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强调不同成员推进各自结构性改革的协调性，为重塑全球经济强劲、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提供了新的政策选项。 　　不同国家宏观政策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对发达国家而言，宏观政策主要聚焦通胀稳定和促进就业方面，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管理也纳入了政策框架，当前任务是实现经济的强劲复苏；对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持宏观经济大体稳定，并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推动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