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看到荒诞，你就输了.docVIP

如果只看到荒诞，你就输了 　　一个村妇，将一个站不住脚的冤情，沸沸扬扬地从县城闹到北京。 　　一个首长，一个拍案，下面一串官员全部遭殃。 　　一头老牛，一声哞叫，让上访了十年 的村妇开始怀疑人生。 　　一个无厘头的荒诞理由，绕进了无数荒诞的人和事，浇灌了无数荒诞的养料之后，长成了一棵荒诞的参天大树。 　　有人嚷嚷李雪莲“法盲”“刁民”，自作自受、无理取闹。其实，荒诞作品中的荒诞，从来不是重点。正如无需纠结《等待戈多》中戈多是何方圣神，《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为何变甲虫，跳过荒谬本身，窥探背后的冲突，才是荒诞故事的内涵指向。 　　强势与弱势的冲突：性别是关键的一道坎 　　李雪莲穿行在一群思维迥异的男性中，处处碰到“鸡同鸭讲”的窘迫。甚至有人说，电影表面讲李雪莲，其实是讲28个男人。“女人VS男人”的格局，给予了强势与弱势以社会性别的隐喻。 　　一糙老爷们儿上访，无法比“要胸有胸、要腰有腰”的李雪莲上访更能撩动公众神经，更能引发戏剧性的冲突。强弱的对峙，在官民冲突之前，性别冲突首当其冲，且更加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和外延。 　　经典的故事套路，无非讲平凡的男人成功，讲美丽的女人落难。《我不是潘金莲》在这方面玩得十分彻底，不仅要落难，而且还要20年如一日，在“无事生非”的孤独环境中与强势的“直男”们斗智斗勇。 　　她试图证明自己符合男权世界的评判标准，证明自己是良妇而不是荡妇。她被这套荒谬的生存规则束缚着，习惯按照男权社会的规则活成男人喜欢的样子。第一步，李雪莲便陷入最大的陷阱。 　　人言虽然可畏，但换个地方开一家牛骨汤店不行吗？李雪莲偏偏要自证清白，与令所有良家妇女闻风丧胆的符号“潘金莲”划清关系。 　　男性官员们的群像与老胡、赵大头，共同组建成了男权的堡垒，将作为“第二性”的弱小女性李雪莲粗暴地拒之门外。 　　对于女性主义的投怀送抱，原著中表现更为强烈。漫漫上访路中，真正给李雪莲无私指引和帮助的，只有两个女人。 　　一个是素未谋面的看厕所的妇女，她同情李雪莲，衷心劝她别去杀秦玉河。李雪莲被一语点醒，才没有走上“杀人”的歧路。 　　第二个是她的中学同学孟兰芝。原著中，李雪莲的二孩并没有打掉，生了下来。为了上访，她把两个月大的女儿托付给孟兰芝。孟兰芝以前跟李雪莲是情敌，最后都捞了个空，反而成了生死之交。这种同病相怜的设置，将女性与男性的对垒，交涉得更加清晰明了。 　　李雪莲的“胡搅蛮缠”，恰似昆汀作品《杀死比尔》中的切割机关枪男人的女主角Bride。只不过，在冯小刚这里，用暴力要正义被上访取代了，公器武士刀被“首长”取代了。 　　也许，正是出于对于女权问题的世界性思考，《我不是潘金莲》英文名译为《我不是包法利夫人》。在施耐庵的《水浒传》中，潘金莲首先是个“女人”，而在《包法利夫人》中，爱玛首先是一个“人”。这种翻译上的乾坤大挪移，虽有偷梁换柱之嫌，却让李雪莲站在了女权的角度，以弱者的身份，找到了与世界倾诉的方式，而且是永恒的方式。 　　影片开始，老领导的妻子说所谓婚姻，就是“一忍再忍”，何尝不是女性在男权世界中无可奈何的政治心理。难怪有人说，这些年冯小刚和刘震云的电影从《手机》到《我不是潘金莲》，走了一条漫长的“厌男”道路。 　　人治与法治的冲突：官民都是受害者 　　刘震云表示，《我不是潘金莲》是一部“底线作品”，“探一探当下的喜剧生活中幽默和荒诞的底线。我写的不只是官司，更是官司背后的生活逻辑。” 　　李雪莲的逻辑很简单，自己受骗了，还被骂成“潘金莲”，法庭不为自己伸张正义，哪里还有规矩？她用自己的规矩上访，送肉送油行贿，却不知自己就是一个规矩甚至法律的破坏者。她深谙文化传统和官场生态的人情世故，这些都不需要学，从小到大浸淫其中，耳濡目染，早已演化为一种“本能”。 　　官司失败后，走法律的途径没辙了。 　　她的潜意识中始终相信“权大于法”，于是找到“能管住”审判长的法院院长，不行了，又找“能管住”法院院长的县长、市长……渴望在一级级的官员序列中，出现一个“青天大老爷”为自己伸冤。 　　李雪莲的冤情通过首长拍桌子的“人治”方式得到了伸张，这样的“人治”偶然性大，治标不治本，所以，十年后地方官员换了一轮，矛盾继续在原地打转。 　　电影里的基层执法人员，为阻止“没文化”的村妇上访，一靠嘴皮子磨打温情牌唱白脸，二靠安保人员蹲守唱红脸。面对棘手的李雪莲，一切程序和制度都荒诞地丧失了效果。抓她，可是人家没有犯法；不抓，她可是有过变身“大杀器”的先例，整垮过一批地方官员。人与人间的互相伤害，就这样游离在法律的边缘。 　　官员们在“和稀泥”的过程中，基本也都默认了“人治”的秩序。在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地方官往往被称为“父母官”，这个代称本身就渲染着浓烈的人情世故。 　　当身为“小民”的李雪莲走法律途径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