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敏：契约论的重构.docVIP

张瑞敏：契约论的重构 　　对海尔来讲，现在的战略创新就是要从传统企业变成互联网时代的企业，这意味着从组织结构到流程都得实现进化。 　　经过十一年的改革，现在的海尔，没有层级，只有平台主、小微主、创客。平台主从管控者变为服务者，员工从听从上级指挥到为用户创造价值，成为创业者、创客，这些创客组成小微创业企业，与外部资源共同构建面对不同市场的生态圈。在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看来：“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这样的一种变革源于张瑞敏对契约论的重新解读。张瑞敏认为组织变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个人的激励，即分配机制的问题。海尔是最早进行分配机制转变的组织之一，从“超利分享”到小微就层层推进。现在海尔只有三种人：平台主、小微主、小微成员。小微成员不是过去指定式的，而是变成一个完全社会化的过程，有一些人流动很大。海尔在实践“官兵互选”：“官”觉得“兵”不行，可以找更好的人进来；“兵”觉得“官”不好，也可以把“官”赶走。“官”和“兵”都必须提升自己的个人知识，否则在海尔就不会有出路。 　　小微主，可以利用社会化的资源、社会化的资金来进行创业。有关创业的知识不同于在企业里从事固定职位所需的知识，比如创业者不仅要有创业所在领域的专门知识，即创业发展的方向以及对创业机遇的把握；还要有相关的商业知识：营销知识、财务会计基本知识、外汇知识、资本知识等；相关的企业管理知识：运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企业危机管理等；最后还要有社会知识。对他们的考核就如同对企业家的考核一样。 　　契约论的进化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两位研究契约论的经济学家，这是又一次“现实的胜利”。 　　契约论从科斯和威廉姆森时代开始，就被认为是在解决“企业”合法性的问题，即在古典经济学中，并没有人能说清楚企业为何而存在。企业问题一直是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经济学需要告诉人们为什么在个体和市场之间需要有企业，管理学则要告诉人们这样的组织形式如何通过各方激励的手段高效运作，社会学则要告诉人们为什么这样的组织中关系是如何形成且影响效率的。这么看，我们还真是要佩服德鲁克，从早年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预言，到奠定“管理学”，再到后来不断敲打职业经理人，他横跨三界，以“社会生态学者”的姿态俯视众生。 　　企业遇到的问题，逐渐开始取代国家遇到的问题。对于这个现象，也不难理解，毕竟作为经济体的企业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其资本规模和人力组织形式早就打破了地缘边界和传统组织的边界。如果说一国居民需要护照才能出国旅行的化，一个企业的员工可能只需要一个网络ID便可以在比特的世界里进行无国界漫游。 　　因此，经济学也好，管理学也好，都在冲破带有金属质感的理论宿命，把研究视角逐渐聚焦在“人”的问题上。人是制度的构成前提，它们彼此之间支撑的关系。是人制定了制度，也是人被制度改变。只是，我们现在都已经明确，第一个“人”是指企业家，第二个人则是组织内成员。 　　契约论在这个关口因为诺奖再次进入人们视野，可以认为是理论界对实业界的呼应。在从企业为形态的组织，到国家形态的组织都面临大转型的时候，契约理论也需要进行深层次发展，从对企业合法性的研究延展到对企业转型动力的研究。 　　正如张维迎在《主流契约理论缺少了什么》一文中写到的，“契约理论的最大缺陷是没有对企业家在企业形成中的作用予以足够的重视，契约理论中的企业仍然是没有企业家的企业。由于这个原因，契约理论虽然能够解释企业为什么存在以及企业所有权为什么重要这样的问题，但不能解释为什么企业决策者应该拥有剩余索取权以及应该由谁来选择决策者的问题。” 　　古典经济学中的三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独独缺少了将其组织起来并能打破静态平衡的人。这样的人被熊彼特发现，并冠之以“企业家”的称号。张维迎将其进一步扩展，并提出了跟科斯不同的企业理论，他认为，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物，而是市场的运行方式。正是因为有企业组织生产，管理团队，降低交易成本，才会让市场循环流动。 　　张维迎将自己的企业理论称之为“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即用企业家替代科斯理论中成本交易的中心地位，企业家是中心，契约关系是本质。如此来看，大企业的问题便会一目了然。所谓种种大企业病归结到一句话，就是企业逐渐被代理人化，企业的企业家被企业的经理人取代。 　　因此，我们考察各种企业转型的理论和实践，只要抓住“企业家”这个关键概念即可。组织变革的驱动力来自两大方面：外部环境和企业家的逻辑。当然，两者无法割裂，更多的时候是企业家逻辑占据了主导地位。 看待“企业家逻辑”要从两个层面：一个是作为CEO的企业家逻辑，一个是作为员工的企业家逻辑。这也是变革两重境界。 　　对于第一个境界，很容易到达，只要掌舵人的逻辑通顺，变革的逻辑就是合理的。而第二重境界，更像是对“企业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