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钉子户的生产机制：不平等的示范和倒逼效应.docVIP

拆迁钉子户的生产机制：不平等的示范和倒逼效应 　　摘 要： 基于对中部某县拆迁纠纷的田野调查，本文发现钉子户和其他拆迁户之间的“补偿差异”正在成为主导征地拆迁走向的一个关键变量，这一差异产生了“不平等的示范和倒逼效应”。而夹在中央政府和拆迁户之间的基层政府因为缺少“拔钉子”的手段，而无力应对这一困局。结果拆迁户人人争当钉子户，以避免自身利益的“相对剥夺”。实践中，种种怀柔政策或者强拆之举，不是鼓励了钉子户的缠闹逻辑，便是加剧了征地拆迁中的矛盾冲突。这一现象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转型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基层治理方式，后者正是宏观制度设计在微观经验层面得以“贯彻”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 拆迁；补偿差异；相对剥夺；冲突升级 　　中图分类号： D630；F29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5103（2016）04-0035-（07） 　　DOI：10.19299/j.cnki.42-1837/c.2016.13.004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征地拆迁引发的官民矛盾成为社会的新热点和百姓维权的新焦点。对此，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征地拆迁中存在的不平等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导致官民矛盾的制度性根源。而唯有从制度上规范征地拆迁中各个环节的操作，大幅提高征地拆迁的补偿标准，让老百姓享有更多的利益，才能化解矛盾，还人们一个和谐的社会。2011年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590号）和2015年出台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最新标准》遵循的便是上述思路。 　　作为宏观制度设计，这一思路的立论前提是：征地拆迁补偿偏低是导致官民矛盾频发的诱因。这一判断大体符合我们的直觉。但在微观经验层面，这一判断需要我们进行如下追问：第一，除了较低的补偿标准，是否还有其他导致官民矛盾的变量？第二，如果存在这样的变量，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或者说基层政府是否有办法使其不发挥作用？上述两个问题绝非可有可无。因为如果存在导致官民矛盾的关键变量，且为我们的制度设计所忽略，其结果可能是制度设计的失败；即便只是存在另一个尚未被我们重视的一般变量，也可以对当前的制度设计起到补充作用。基于此，本文将主要就这两个问题，结合我在中部某省某县级区为期8个月的田野调查谈谈自己的看法。分析发现，钉子户和其他拆迁户之间的“补偿差异”正在成为主导征地拆迁走向的一个关键变量，这一差异产生了“不平等的示范和倒逼效应”。而夹在中央政府和拆迁户之间的基层政府因为缺少“拔钉子”的手段，故无力应对这一困局。结果拆迁户人人争当钉子户，以避免自身利益的“相对剥夺”。在实践中，种种怀柔政策或者强拆之举，不是鼓励了钉子户的缠闹逻辑，便是加剧了征地拆迁中的矛盾冲突。这一现象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转型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基层治理方式，后者正是宏观制度设计在微观经验层面得以“贯彻”的社会基础。 　　一、论理的名堂：亏众不亏一 　　如何论理，是百姓告官的一门学问。就征地拆迁而言，论理便是找到可以博弈的空间。征地拆迁中的博弈空间究竟在哪，首先是一个需要在经验层面澄清的问题，否则我们无法搞清官民双方究竟围绕什么来博弈。不可否认，现有的征地拆迁补偿并不合理，但是这是否是经验层面导致官民矛盾的主要原因呢？一个很好的反例是，近年来，征地拆迁的补偿标准不断提高，但随之而来的官民矛盾却并没有消减之势。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对搜集的该区自2006-2010年总共114个由官民矛盾引发的征地拆迁上访案例进行了分析。①结果发现一个十分有趣且令我惊讶不已的现象：除了一个上访人明确在上访材料中提到希望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外，其他大多数上访材料所反映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自己是否得到补偿，以及补偿（相对他人）是否合理这两类问题上。 　　对此，我专门走访了当地的被拆迁户。得到的答案是，“我们普遍对拆迁标准不满意，但反映问题需要有个‘说法’。” 这里的“说法”，用当地的一句俗语概括，就是“亏众不亏一”。 更具体地说，标准低是一个普遍事实，它针对的是所有被拆迁户。这种情况下，抱怨、发牢骚，甚至骂街都很普遍，但据此挑战补偿标准却难以成功。后者很容易被“噎”回去：“别人都没吭声，你瞎喳喳什么？” 但是，如果有了某某作为参照物，那就有了“论理”的空间。这也解释了我为什么经常在材料中看到 “路东（南）住户得到了补偿，路西（北）住户没有得到补偿”“要求一视同仁”等字样。因为这里，亏的已经不是抽象的“众”，而是具体的“一”了。都是一样的“老少爷们”，“为什么你得到了补偿，而我却没有？”“为什么你的补偿高，而我的补偿低？”这些问题成为困扰被拆迁户并主导其行动逻辑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被拆迁户可以拿出来“论理”的博弈空间都有哪些呢？在实践中，土地价格是一视同仁的，人们虽有不满，但没有挑战的余地；土地面积也是固定的，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