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中的后工业经济“解构”.doc

　　经济全球化中的后工业经济“解构” 　　一、“解构”不同于“升级” 　　“解构”是对后工业经济结构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判断；这种判断与“升级”的解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或差别。 　　首先，所谓“升级论”是以“演化论”的逻辑把后工业产业结构看作某种“进步”；而“解构论”则以“后现代主义”的思维看到经济中各部门比重变化背后的某种超常规的变化或断裂。 　　其次，“升级”通常被看作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果。根据这种解释，当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高度后，人们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比重相对减少，而对奢侈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加，所以工业部门的比重下降。然而发达国家大量的消费品进口表明，工业部门的比重下降不能完全归因于需求的减少，而是生产基地被部分地转移到了国外。 　　再次，结构升级的概念表明产业结构作为一个完整经济体系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而“解构”则意味着独立的经济体系的某种解体或结构性破坏。当经济全球化使各部门之间的关联断裂时，何谈结构升级? 　　“经济解构”过程的推手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它的基本动因是资本的国际流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之间竞争战略的转变主导了这一进程。 　　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经济的经济“解构”过程也深深地冲击和改变了像 中国 这样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例如，我们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由于卷入了这个过程，也变得“扭曲”了。 　　“解构”是法国后现代主义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提倡的一种思维方法，即以某种颠覆性的、超常规的思路看待某种现象或变化。解构的方法与结构主义相对立，具有“后结构主义”特征。它反对机械地将万物简化为特定的模式和公式；不是把理性、逻辑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而是主张超越理性的定式。 　　用这种方法观察后工业经济的产业结构，我们也可以超越“进化论”惯常思维逻辑，不是用“高级”和“低级”的区别来看待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而从它转变过程的“非常规性”观察它的 历史 独特性。例如，战后的国标 政治 、经济格局的变化、环境和资源条件的限制、 金融 体系的巨变等等。 　　近年来，很多关于产业结构的分析，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各个部门之间比重的变化上。但这不过是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方面，而且是表面的现象之一。单凭这一个方面，我们很难断定它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例如，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经济体，服务业的比重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就占相当高的比重，甚至比发达国家还高。但这不能说明它的产业结构一直都比发达国家更“高级”。因为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首先就决定了它作为转口贸易、金融中心、“购物天堂”等优势；而农业和工业不可能占很高的比重。这种“特例”说明决定经济中各部门比重的原因除了一般经济的发展 规律 以外，还有其他原因。 　　判断产业结构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部门之间的关联程度被很多人忽视了。产业关联是产业结构存在的基础。假如部门之间毫无关联，产业结构就无从谈起，无论各个部门之间的比重是什么样。产业部门之间关联的基础是经济活动的“社会分工”：每一个部门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其他部门的经济活动；各个部门的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经济体系内的产业结构。部门之间的依存越紧密，产业关联度越高。反之，当一些部门不再依赖于另一些部门而能够生存和发展时，各个部门之间的比重不再构成彼此依存的整体，就出现了经济“解构”。 　　产业部门之间的紧密关联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都十分明显：例如“男耕女织”的结构体系，或者“农、轻、重、服务业之间的互为条件”。但是当“后工业经济”形成以后，我们看到部门之间的关联程度下降了。它变得越来越与经济体以外的经济活动，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联系紧密了；国内的产业结构在本质上已经不再是独立的经济体系，而是变成国际分工，或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部分。 　　二、发达国家经济“解构”与经济全球化 　　发达经济的“解构”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早在资本主义初期，经济全球化就出现了，但在“后工业经济”时期“经济解构”才变得十分明显。我们要理解这个过程，至少要理清两个问题：一是资本流动的规律；二是1973年以后工业资本生存空间的变化。 　　所谓资本流动，就是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流动的规律。因为同样数量的资本，投在不同的部门，利润率却不同，资本总是倾向于向利润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为了寻求更有利可图的生存空间，只要条件允许，资本就会越出国界在更大范围发展它的势力。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国际流动的结果。 　　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资本国际流动的“高潮”，每一次都引起更大范围的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每一次都为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的全球化表现为殖民主义。欧美一些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掠夺的方式在世界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