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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路径探究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由大城市回流到户籍所在的中小城市，这一现象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他们尝试建构一条“接替―融入”的市民化路径，该路径是他们对务工城市的生活境遇不断反思、调节的能动选择的结果，是他们“利益整合―发展理性”的行动逻辑的理性结果。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回流式”市民化 “接替―融入”路径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民市民化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老一代农民工“融不了城，回得了村”的状况，使得他们在农村―中小城市（县城）―大中城市流动往返的链条上最终选择了返回农村。当下，新生代农民工“融不了大城，回不了村”，他们在农村―中小城市（县城）―大城市流动的链条上不知归宿在哪。这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阐释的理论问题。 　　结构化理论与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 　　许多学者对市民化的含义都给予界定。陈映芳（2003）、马用浩等（2006）从狭义角度认为“市民化”是指农民、进城农民工等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的过程，比如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等。文军（2004）从广义角度认为市民化就是从农民转变成市民并获取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各方面权利，进而全面转向城市市民的过程。①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认为，结构具有制约与使动的双重性。不应将结构等于制约，结构总是具有一定使动性，使动性指的是为行动者提供一批具有意义、价值的手段或选择，但这种选择显然受到了高度的制约。②社会结构本身具有再生产和变迁的双重性质，结构再生产与结构变迁都是行动建构的结果，社会结构是行动的中介。③结构化理论为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机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解释框架。外部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既有制约又有使动，个人主体的意愿、能力把结构中的规则与资源进行转换，使之成为他们市民化服务的各种条件。大中城市的制度安排、舆论态度及经济环境等外部结构因素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身的各种策略性途径、行动实现市民化的目标。但是中小城市的外部结构，比如身份户籍取得难度较低、市民化成本不高、舆论态度的接纳等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和空间，作为市民化的主体行动者，他们的目的性市民化行动具有强大的能动性，不断再生产或维系原来的大中城市外部结构，同时也推动着中小城市结构的变迁，扩展了行动者自身在市民化地域进行选择的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主体因素与外部结构因素互动的结果，是行动主体依靠自身的积极行动去适应城市生活的一个过程，也是制度安排、经济环境、大中城市舆论态度推力以及中小城市外部结构性空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纳过程。 　　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理性化的过程 　　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由流动到迁移激发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同时，我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政策等外部条件，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了广大的空间与条件。 　　“回流式”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所拥有的市民化能力及生活境遇不断反思、调节的能动选择的结果。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看来，人类社会的个人行动是一个具有反思性行为流的行动模式。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个人的行动是一个具有目的或意图的能动行为，这样的一个能动行动包括动机的激发过程、行动的合理化过程和行为的反思性监控过程等三个方面，这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调整的过程。自从社会转型为农村人口提供了流动的空间和可能以来，进城农民工成为一个能动的行动主体，他们在外出务工、职业获得及“回流式”市民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具有意图的行为，不仅他们对自己所作出的行为具有明确的动因，而且他们作为行动者能够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调节，并不断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性监控，这是一个不断累积成长、不断调节定位的过程。 　　“回流式”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利益整合-发展理性”的行动逻辑的结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民外出务工的动因和发展目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于农民动机及其行为逻辑的研究，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过多层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总体而言，关于农民经济动机及逻辑，经典理论大约有三种学说，分别是生存动机、利润动机、效用动机和结构论等。④在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逻辑区别上可以概括为生存―货币逻辑和利益整合―发展理性逻辑两个分析框架。新生代农民工在个体特征和市民化意愿及能力方面遵循的是利益―发展的行动逻辑。利益―发展的行动逻辑中的利益不仅包括个人利益还包括家庭利益，发展也不仅包括个人的发展还包括家庭发展的内容。在个人与家庭、结构与行动之间来遵循他们的利益―发展的行动逻辑，这是他们选择“回流式”市民化的内外环境互动的结果。 　　“回流式”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市民化能力和外部环境间反复权衡与社会定位的动态建构的结果。在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