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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通古斯语族禁忌文化探究 　　【摘要】禁忌文化是满―通古斯语族传统萨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迟子建小说在精神特质和艺术表达上都鲜明地体现出满-通古斯文化的印记，并因对该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深度挖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迟子建的文章《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满―通古斯语族禁忌文化反映出其背后所蕴含的人类应与环境和谐共生的朴素生态哲学思想。 　　【关键词】迟子建小说 萨满文化 满―通古斯语族 禁忌文化 　　“禁忌”，国际学术界将其称为Taboo或Tabu，意思为避免遭到惩罚。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指出，“禁忌随着文化形态的不断转变，逐渐形成为一种有它自己特性的力量，同时也慢慢远离了魔鬼迷信而独立。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习惯、传统，而最后则变成了法律。”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禁忌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满-通古斯语族也不例外。 　　满―通古斯语族禁忌文化特征 　　当满―通古斯语族先民面对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时，其以为有超自然的力量在操纵着一切，于是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和生存本能的驱使下，为了躲避灾难，保证生存繁衍，便根据生活经验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祈求通过自我的约束控制，以避免可能遭受的惩罚和厄运，从而形成了最早的禁忌，并在其后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满―通古斯语族传统萨满文化中独特的禁忌文化。这些禁忌文化作为民族的独特精神原型和文化起点，蕴涵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密码和精神内源。不过因为没有文字，满―通古斯语族只好用口耳传承的方式来接续民族的精神血脉，因此不仅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民间口承文学，也使民族的禁忌文化大量出现并存留在民间口承文学中。 　　迟子建的故乡大兴安岭是我国满―通古斯语族生活的核心区域，内置于民间口承文学中的禁忌文化对成长于其中的迟子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她文学创作的原动力之一。检视迟子建近年来的创作，不难发现满-通古斯文化元素在她小说中的频繁出现，甚至可说每一部作品都浸透着对满―通古斯文化的思考，尤其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作者面对传统文化的转型危机而向内心深处的满―通古斯文化寻求自救方案的心路历程。这种为缓解现代性压迫而生成的自我澄清过程，迟子建是通过对满―通古斯文化的书写来完成的，所以其文本中融入了大量的民族神话、传说、故事、神歌等民间口承文学资源，尤其是伴随满―通古斯语族从远古一路走来的内容丰富和内涵深远的禁忌文化，使我们有了就此进行某种文学主题以及文化主题研究的可能和空间。 　　满―通古斯语族的禁忌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独特性，历史和文化含蕴也十分丰富，所以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是借助对满―通古斯语族中有代表性的鄂温克族生活的描写来完成自己的文化检索和思考的。鄂温克族在历史上创造了极具民族特色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而禁忌文化正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作为民族精神面貌、性格特征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存在于民族的生产和日常生活中。一般来说，禁忌文化可以分为信仰禁忌和世俗禁忌两大类，信仰禁忌主要包括自然禁忌、图腾禁忌、祖先禁忌、神灵禁忌和命运禁忌等，世俗禁忌则主要包括狩猎禁忌、生育禁忌、婚姻禁忌、丧葬禁忌、生活禁忌、饮食禁忌、居所禁忌和服饰禁忌等。可以说，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对鄂温克族禁忌文化的描述是多角度、全方位的，甚至有着民族历史和文化史诗的韵味。 　　满―通古斯语族禁忌文化的文学体现 　　萨满教信仰是中国满―通古斯语族各民族的原始信仰，以泛神论和万物有灵论为哲学观念和思想基础，并衍生出丰富的禁忌文化。其中尤以自然禁忌和图腾禁忌更有代表性。在自然禁忌中，鄂温克族的先民们把自然力或自然物都视作具有生命意志和超凡能量的对象，形成了对日、月、星、风、雨、雷等物的自然崇拜，并赋予它们神异的灵性和超自然的力量，对其心存恐惧，进而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唯恐由于对自然力或自然物不敬而招致祸患，从而产生了自然禁忌的诸多观念与行为。图腾禁忌渊源于图腾观念，是原始人把图腾当作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的一种表现。根据其内容，图腾禁忌又可分为行为禁忌、食物禁忌和言语禁忌三种类型。行为禁忌指对图腾物禁止伤害、禁止捕杀、禁止触摸甚至禁止注视，食物禁忌是指禁止食用图腾，而言语禁忌则是指禁止直接称呼图腾的名称。根据鄂温克族的分布地域，其图腾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比如说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崇拜蛇图腾和熊图腾，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族、雅鲁河流域鄂温克族崇拜蛇图腾。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对人与熊的关系有许多描述，比如“熊的前世是人，只因犯了罪，上天才把它变成兽，用四条腿走路”等等。不过，鄂温克人一方面把熊作为图腾来崇拜、供奉，但生存所需却又猎杀熊和吃熊，所以捕猎熊后，鄂温克人为了释放心中的恐慌与不安，便以一种约定的仪式来延续这种图腾禁忌：“他们把熊抬回营地后，迎候的人都伫立着，假意垂泪，或者吃它的时候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