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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在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中的贡献和作用 　　[摘 要]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治理措施且成就显著。经过一系列的社会教育活动，中共的政治主张逐步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新的价值观建立，社会力量得以整合，社会风气得以净化，最终将贫穷、落后、愚昧的陕甘宁边区被建设成了“十没有”的模范区。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 社会教育 社会治理 　　一、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和社会教育的概况 　　1.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治理概况。社会治理是指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为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转而采取的一系列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从而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1]p60。社会治理旨在实现社会的健康有序运转，保障公民权利，治理活动需要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一起合力完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虽然未能明确提出社会治理概念，但是围绕打败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这一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了大量社会治理实践活动，将贫穷、落后、愚昧的陕甘宁边区改造成了“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没有叫化子、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有人吃摩擦饭、没有人发国难财”的抗日民主示范区。 　　2.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概况。社会教育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社会教育包括学校、家庭和社区教育，是有意识地培养人，并使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各项活动；狭义社会教育是指除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活动的统称，是由政府、公共团体或私人所设立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对社会全体成员所进行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本文所述社会教育是指后者。1938年，边区政府教育厅印发的《社会教育工作纲要》中指出：“社会教育是不脱离生产给民众以教育，学校教育是要学生放弃生产而来学习，而社会教育是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学习不妨碍生产的一种教育形式”[1]p247。边区的社会教育政策立足实际，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且成效明显。美国著名记者冈瑟?斯坦曾记录：“边区像个巨大的小学校，其中几乎每个人，老老小小都急切地要学习――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教别人。”[2]p157西德王安娜也曾描述：“在边区，几乎所有的村子都设有识字班，这是供成人和孩子们学习的一种学校。在识字班里，先生比学生年轻并非罕见。……这样做的结果，文盲的人数逐渐减少，许多人从无知的黑暗中被解放出来，效果显著。”[3]p157学者黄正林认为：“社会教育使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逐步形成；普及教育使穷人的孩子有了上学的机会；乡村社会一改过去土匪横行的局面，民众有了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一些社会陋习被新的社会风俗所取代；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使民众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4] 　　二、社会教育对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的贡献与作用 　　1.提高了边区民众文化水平，引领人民当家作主。列宁曾讲过，“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讲话偏见，而没有政治”[5]p200。抗战时期，边区150万人口中，民众文化水平极低，绝大多数为文盲[1]p178。边区政府从组织动员群众识字入手，在提高群众文化水平上下功夫，且成绩显著。据《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资料》显示，1944年参加读报识字组、夜校、午校、半日校人数近3万。经过几年的学习，许多民众能够写信、读报，思想政治觉悟大幅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主流价值观逐渐形成。边区大多数群众都能讲一通“民主”道理。群众在观看了秧歌剧《选举法》之后，感受到自己作为边区社会的一分子，主人翁意识提高，于是就积极参加投豆选举，实践人民当家作主。 　　2.凝聚了民族精神，为抗战胜利准备群众基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没有直接遭受日军侵略，边区民众对日军的残暴、杀戮缺乏直观深刻的感受与印象，加上原有的封闭与无知，对民众来讲，他们无法将“保家”与“抗战”实实在在地联系起来，缺乏抗日的动力与热情。毛泽东指出：“在一切为着抗战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广泛发动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6]p33。社会教育不仅是教育民众识字，更重要的是培育民众的民族革命意识和抗战所需的基本技能。识字班上，人们最早学会的是“抗日”二字；读报组中，人们读到和听到最多的就是有关抗日和生产的事迹。在《血债》《抗日英雄杨铁桶》等秧歌剧中，日本侵略者的杀戮激起了群众的愤慨和抗日的决心。在民众教育馆，各种抗日宣传画教给人们保家卫国的本领。社会教育激发爱国热情，人们积极参加八路军和自卫军，并为抗战提供大量物力支持。仅1938年底，“边区动员了三万壮丁，赴前线，他们并非由强迫征兵而来”[7]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