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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艰难起步
五、艰难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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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艰难的起步
1、我只上过三个月大学
记者:在您的个人经历中,有一段经历是重要的,但也使人会感到不解与好奇。您没有读完大学,但是您却成为了大学教师。凭什么?
何新:1977年,我参加大学高考。1977年考试,78年进校门。但是三个月后我就退学了。
记者:当时,对你们这一代老知青来说,在1978年能考上大学应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您为什么要退学呢?
何新:在上大学之前,我在东北友谊农场中是一名知青。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尽管是处在那样的年代中,我并没有荒度我的青春。我一直在自学各种知识,同时写了很多东西。
记者:这和您退学有什么关系呢?
何新:那时我写的东西中有一篇是关于逻辑学革新问题的。1977年我将这篇文章请人转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由于此文,我被《哲学研究》杂志邀请作为列席者参加197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逻辑理论研讨会。
记者:这是好事呵。
何新:然而,福兮祸所伏。其结果是我为此而被我所在的大学除名,最终是我不得不从这所大学退学。
2、试图改革传统逻辑
记者:这个事件在您的个人经历中相当重要。您可以更详细谈谈吗?您那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何新:我那篇逻辑论文的中心论题,是认为有必要对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典形式逻辑体系进行改革。
记者:改革逻辑体系?
何新:是的。你可能知道,约2000年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建立起古典形式逻辑体系。康德说:逻辑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手里,这是一门已被完成的科学。 这个体系在后来的很长时期里没有取得发展。直到近代,康德提出所谓先(经)验逻辑的存在,发动起对传统逻辑学革新的潮流。
19世纪初黑格尔从根本上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提出了彻底改革传统逻辑的一系列新的逻辑思想。 但是,黑格尔的逻辑思想一直未得到近现代西方哲学界的真正理解。
记者:这是您的论文的主题吗?
何新:是的。在那篇论文中,我提出了对黑格尔逻辑理论的一种全新的解释,并且认为应当据此改革旧的逻辑理论体系。
记者:这是很奇特也很大胆的想法。你的论文是否发表了出来?
何新:在当时当然不可能。事实上,这些论文直到1980年后才陆续发表出来。有一些发表后收入到1987年出版的《何新集》中(《何新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1987。) 这篇文章发表后,我将它们寄给当时正在倡导研究思维科学的钱学森先生。钱先生读后似乎颇为赞赏,给我写了回信。并且将我所描述的一种概念系统树(历史概念系统)称作何新树。(见《何新批判》第33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但还有大部分研究,直到现在我也还未作整理与发表。
记者:那么,你接到邀请以后,去开会了吗?
何新:收到《哲学研究》的邀请信后,我欣喜若狂。就向学校请假,要求去北京开会。你知道,这种机会对一个大学生是很难得的。 我请求学校批准我去。但学校说,你是刚刚考入大学的学生,任务是学习,不同意我出席这个会。这对我是当头一棒。我坚持要去,校方说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那就请你退学。 这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思想斗争了一番。最终我想,机会难得,人生总有要拼搏的关头,不管结果如何,这个会我一定要去!
结果,不顾学校的阻挠,我硬是到北京去参加会议。这是1978年初的事,这个会是在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举行的,我记得当时这个会的主持人中有于光远与李宝恒先生。
3、尴尬的列席者
记者:这个会议开得怎么样?
何新:事实上,我在这个会上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因为我并不是作为正式的会议代表,而只是一个列席参加者。 在和会之前,我本来是抱有一种能够使我那一套新逻辑理论受到重视的期待的。我期望《哲学研究》杂志将会发表我的论文。我也期望我的研究会得到和会者的重视。但是这些期望都落空了。
记者:为什么?
何新:《哲学研究》编辑部觉得我的逻辑观点虽然新颖,但却难以发表,主要原因是两方面。
第一,因为我的身份太缺少权威性。他们认为我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而且这时学校的电话也追过来了,要求会议动员我回去上学。
第二,是因为哲学所的主流学派是罗素的逻辑斯蒂即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派学者根本不承认黑格尔的逻辑思想具有学术地位。 在这次会上我有幸结识了一些有盛名的逻辑学界前辈,例如金岳霖、莫绍揆等先生。但是总的来说我的处境是十分难堪的。在会上我没有得到正式作发言的机会,而且人微言轻,就是讲话,当时也不会引起任何重视。 回到学校,因为我自行外出开会被认为是逃学,校方要给我纪律处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跟学校抗争,我只能选择退学。 所以我在大学里实际只呆了三、四个月,而且这三、四个月里有半个月是在北京开会。
记者:退学后您怎么办呢?
何新:退学后我又退回到了友谊农场。从大学退回到农场,这在当时非常糟糕,是很不光彩的事。
记者: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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