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及中国历史(一).doc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一） 德里克(美国杜克大学) 以下的讨论针对由后现代主义引发的某些问题展开，并涉及有关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如果我的讨论在后现代主义上比在中国历史研究上花的时间更多，那是因为对于前者先要花些功夫作些澄清，然后才能判断它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会意味着什么。在中国历史研究这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只在近几年才出现。一些为数不多自称从后现代角度撰写中国历史的努力，已在某些历史学家中造成了始料不及的敌意，它们大多建立在对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所应包括的内容的误解之上，如果不是对其夸张的话。公平地说，这种敌意部分地是由那些新方法的倡导者们造成的。他们过于看重这种方法的新颖性，进而夸大了后现代创新模式应有的内容，这些夸张化的内容也许刚好与他们撰写的漫画式的历史研究著作相对应，而这实是与他们的初衷相违背的。另一方面，这种敌意同时也源于一种对所谓的是正确历史研究方法的过于保守的忠诚，或者说是更为保守的对保卫学科界限的要求。我们既要看到对后现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滥用，也要看到因后现代历史研究而引起的这种过多的敌意；这里涉及的问题至关重要，决不能被视为只是某个专业领域内的一些不同主张的微不足道的争执而已。从根本上说，问题的关键是，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和认识方式与广义上的文化背景的关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的讨论主要围绕这两个国家)都一样。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化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令人恼怒的词眼”，汉斯·伯顿斯(Hans Bertens)写道，因为，“自五十年代以来在那些雪片般的使用过这个术语的文章和书籍里，在这个概念的不同层次上，后现代被广泛运用于我们曾称之为现实中的各种事件和现象。”伯顿斯指出，不仅是这个术语被赋予的意义在不同的领域内互不相同，而且这些意义的指向还常常互相矛盾，尤其是在关于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上矛盾更是突出。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产生出了自己的思想和艺术风格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它的范围因融合了带有后现代概念的思想发展运动而被扩大了，这个思想运动出现于八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之前且与之干系不大，但是诸多后现代的捍卫者和批判者们都把后者归之为后现代主义，这样更使得区分后现代和现代变得难上加难。 后现代表现出的纷乱和矛盾的外表本身拒绝了对它的简单的定义，相反，最好的办法是从关于后现代话语的具体的历史性中去把握它。关于后现代在与历史的关系中是怎么显现的在本文中会有详尽的讨论。在这里仅指出一点已足以说明问题，即，尽管历史和后现代主义间表现出互相对抗的关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史研究的发展还是成为了推动后现代产生的原因，并且还扩大了后者的疆域。另一方面，虽然从外表上看令人眼花缭乱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出与历史的敌对的关系，但实际上它却使得对于过去的思考变得合法化，从而把历史从现代性的目的论中解救出来，另外，它还丰富了我们对于过去以及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历史和后现代主义间矛盾的关系是与六十年代的文化遗产纠葛在一起的，那是一种希望与失落并存的文化遗产，它产生出了新的历史起点，并对在现代性体系下所赋予历史的文化和政治的意义提出了激烈的质疑。 现代与后现代间的关系非常暖昧，可以这么说，是现代主义对坚持不断变化的承诺衍生出了以自我实现的方式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而依照现代性的逻辑本身，它的产生又必须不断地被阻延。换言之，作为现代的辩证否定，后现代每时每刻存在于现代之中。但是，有没有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时候，后现代脱离现代，提出自己对历史的主张，从而将其置身于现代的对立面?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分期论提出了这种见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他们一方面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共同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承认在资本主义中有一种深刻的檀变，由此而产生出詹姆逊所提出的新的“文化逻辑”。就历史而言，这种思想上的分离最醒目地表现在对现代性目的论的抛弃上；于是，后现代不只是现代性的一种辩证表达，而是走向了其辩证主张的对立面，这种思想要求贯穿于整个过去，以达到抛弃所有的“元叙述”的目的。后现代因此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点，依照这种视点，“重读”现代性不只是要暴露其“阴暗面”——实际上这种“阴暗面”从来就没有深没于表层底下，更重要的是要指出现代性应为把现代性的文化建立在理性、科学和历史这种主张的错误行为负责。过去二十年间“文化的转变”可归之为一种新的文化意识的产生，它不仅是把文化当作一种物质结构的功能，而是视为在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中的一种自发的力量。这种意识在资本运作的“文化转变”中得到了加强，因为信息和通讯技术对于文化发挥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分期的原则之所以会成为问题，那是因为它是一种否定逻辑(或逻格斯)的“文化逻辑”，它不指向超越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