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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及其影响因素实证探究摘要 以往对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均以年报为样本,本文首次以我国112家重污染上市公司2008年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采用指数法依据2006年全球倡议组织(GRI)发布的《可持续报告指南》(第三版)――G3对其环境绩效信息披露进行了量化评价,并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总体水平不高,上市公司规模与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外部监管和压力较大的上交所上市公司披露水平显著好于深交所;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实际控股人性质与所在地区对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影响不显著。因此,为了提高环境绩效披露水平,应尽量发挥外部监管机构的推动作用,沪深交易所均应加大引导和推进环境绩效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 力度,颁布更为科学、规范、可行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引和操作手册等,以提高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质量。 关键词 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规模;监管 中图分类号 F27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8-009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8.018 随着环境问题逐渐受到关注,国外有关环境信息披露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日渐增多。国外学者Hackston和Milne[1]的研究显示盈利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无关,Froster[2]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与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Eng和Mak[3]、Cormier和Magnan[4]的实证研究得出,环境信息披露与上市公司规模呈正相关关系;Lynn[5]对香港上市公司的研究则发现公司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无关;Gao,Heravi和Xiao[6]对香港33家上市公司154份年报的研究发现,规模、行业对环境信息有重要影响;Gray等[7]的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国内学者汤亚莉等[8]对60家重污染上市公司研究显示,盈利能力和规模和环境信息披露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唐久芳、李鹏飞[9]通过对118家上市公司年报、李晚金等[10]以沪市201家上市公司年报、张俊瑞等[11]对化工类上市公司年报、补充年报和临时公告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结论;朱金凤,薛惠锋[12]对248家上市公司年报中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发现,企业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整体水平较低,规模、行业类型与披露水平正相关,公司盈利能力和资产负债率则无影响;王建明[13]对沪市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受行业和外部环境监管制度压力的显著影响。 以上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大多是以年报中的环境信息为基础进行的,对社会责任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等的研究极少。国外只有Morhardt等[14]依据全球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简称GRI)发布的《可持续报告指南》(第一版)中的环境绩效指标和ISO14031等指南对世界500强中规模居前的40家企业的环境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进行了评价;Clarkson等[15]依据GRI发布的《可持续报告指南》(第二版)对美国五个行业共165家公司的环境或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环境信息披露进行了评价,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内则只有钟朝宏等[16]对钢铁企业首份环境报告进行了评析,张振华等[17]对中国企业环境报告的现状和差距进行了比较,何丽梅[18]以石油为例依据GRI《可持续报告指南》(第三版)对其环境绩效信息披露进行了分析,但这些国内学者的分析均是以一个公司或某个行业为样本,研究范围较小,而且没有对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情况进行量化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鉴于此,本文研究进行如下拓展:首先,首次以2009年大量出现的上市公司2008年独立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研究样本量较大,且样本行业分布较广;其次,评价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时,首次结合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第三版)发布的环境绩效指标,对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信息进行量化评价,并在指标赋值时根据指标的重要性设置不同权重。第三,首次对社会责任报告中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分析了交易所的外部监管和压力对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的重要影响,对有效提高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何丽梅等: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中国人口#8226;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8期1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由于目前我国社会责任报告刚刚新起,相关监管部门对其中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没有提出强制披露的具体内容,更未强制要求企业依据国际标准,如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第三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