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社会-人类发展必然-.docVIP

老龄社会:人类发展必然?目前中国的情况 人口类型表示人口年龄结构的状况，有年轻型、老年型和介于二者之间的成(中)年型。通常把老年人口指数(按≥65岁计)小于4％的称作年轻型人口，达到7％及以上称作老年型人口，4％～7％的称成(中)年型人口。如中国人口1964年的老年人口指数为3.54％，属年轻型，1980年5.57％为成(中)年型，2000年7.10％为老年型。(1866年，第一个步入老年人口的是法国)。 人口老化或老龄化指人口中少年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老少比(老年人口指数与少年人口指数之比)增加和中位年龄(把人口按数量分成上下相等部分的年龄)上移的变化过程；与人口老化呈相反方向的变化过程为人口年轻化。人口老化、人口年轻化皆为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的时期指标。人口老化带来的，是老年人口指数的上升和人口类型相应地由年轻型一成(中)年型一老年型的变化，如上述中国老年人口指数、人口类型在1964-1990-2000年发生的变化；与人口年轻化相伴随的是老年人口指数下降，人口类型由老年型一成(中)年型一年轻型的过渡，中国老年人口指数1953年4.48％，1964年降至3.54％，期间人口由成(中)年型转变为年轻型。 与人口老龄化相伴随的，是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如中国≥65岁的老年人口1953年为2540万，1982年为4928万，2000年达8827万。与此同时，老年人口中高龄老人的比重也在增加，1953～2000年，65～69岁老年人的比重由46.36％降至39.40％，≥75岁老年人的比重由22.87％上升到36.63％，这种老年人口中高龄老人比重增加的现象被称作人口的高龄化。 寿命延长和节制生育 人口老龄化是寿命增加和节制生育的结果。节制生育导致少年人口减少和比例下降，带来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的老化：寿命延长导致老年人口增加和比例上升，带来人口年龄金字塔顶部的老化。近代以前，在人类极其漫长的岁月中，人口处于高死亡一高出生一波动慢增长状态，寿命短和自由生育排除了老龄化在历史上出现的可能性。老龄化是由于死亡率下降和人口控制引发的一种现代现象。 死亡率下降是疾病、瘟疫为医学进步所控制，饥荒、杀婴为有保障的食物供应所有效减弱，战争、动乱为“治平之世”所替代的结果。死亡率的下降，既带来人口寿命的延长，又会导致高出生率下人口数量增长的失控，为此便须有节制生育以应时――由是，从死亡率的下降开始，人口老龄化的两种动力，寿命延长和节制生育便全齐备了。 由高死亡、高出生、低增长一低死亡、低出生、低增长的变化称作人口转变或人口革命，死亡率先于出生率的下降则带来人口转变过程中一个时期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在欧洲，人口转变基本是自发的，历时较长且老龄化进程较缓，转变中较快增长的人口数量也因世界人口总量较少和资源相对丰裕以及殖民地的存在和移民(美洲)而成为推动发展的人力资源。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死亡率迅速下降导致的人口爆炸性增长，使类似欧洲人口转变的宽松条件消失殆尽――无处可以移民，资源愈加稀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只能在国内消化而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于是，人为推动节制生育以加速人口转变便成了一种必须。这样，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便被加快了。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仍很年轻，前者老年人口指数为12％(其中瑞典、西班牙、比利时超过17％，意大利达18％)，后者只有5％，2000年中国人口的老化程度，也只相当于1886年法国的水平。 高死亡与高出生 历史人口最显著的特征是相互关联的高死亡、高出生、自由生育，与之伴随的人口急剧波动、社会动乱，和由之带来的人的低寿命。高死亡是饥荒、疾病、瘟疫、战争、杀婴的必然结果并为它们的正反馈所强化；为了保证种族的延续和社会的正常运转，在“只见娘生儿，不见儿走路”的高死亡率下，作为“补偿生育”结果的更高的出生率便成为一种必须；为了维持“补偿生育”的进行和更高的出生率，自由生育又成为一种必须，且又因缺乏控制手段而不存在选择。 如果只存在高出生率必然带来人口的失控而导致毁灭，即使在极低增长率下，这种结果也是极为可怕的：倘以7‰(当今中国的自然增长率)计，西汉初年(公元前202年)的1310万人口于今便可达64.47万亿。高死亡在使自由生育、高出生成为必须的同时，又时时刻刻地控制着其带来的人口增长，并通过间断发生的数量剧减，保证人口对其所处环境容量的不超越。历史上人口数量的陡降，在中国是极其显著的：西汉末至东汉初(公元2～30年)的28年中，人口减64％、4046万，年均145万；隋末至唐初(609～624)的15年间，人口减55％、3042万，年均203万；清末经太平天国农民起义，23年间(1851～1874)人口减7325万，年均31837。历史上的文明兴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