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隐逸远民生宿状态及其文化内涵.docVIP

论明隐逸远民生宿状态及其文化内涵摘要：明遗民是清初极富观照意义的文化群体，透过遗民的生存状态，我们可觇遗民的文化内质，根据遗民的生存方式将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奔走四方以求故明恢复的流亡遗民；一类则是以寄迹山野的方式疏离于新政的隐逸遗民。作为一种极富观照意义的历史文化现象，以隐逸为生存方式的清初遗民，在生活状态、生存心态以及思想意识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特点，若从这些方面对之进行观照，不难发现其所蕴蓄的深厚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清初；隐逸遗民；生活形态；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D66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5-0057-04 明遗民是清初极富观照意义的文化群体。如归庄从遗民身份的认同着手，阐释了遗民的文化意义，认为：“遗民之称，视其一时之去就，而不系乎终身之显晦，所以与孔子所表逸民，皇甫谧之传高士，微有不同者也。”(《历代遗民录序》)“对此，黄宗羲、王夫之、朱鹤龄等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透过遗民的生存状态，我们同样可觇遗民的文化内质。明季遗民，根据其生存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奔走四方以求故明恢复的流亡遗民，如顾炎武、屈大均；一类则是以寄迹山野的方式疏离于新政的隐逸遗民，如王夫之、归庄。本文即以“隐逸遗民”为研究对象，拟通过他们的生存状态也就是生活状况、生存心态、思想意识等等的探析，来揭示其所蕴蓄的深层文化内涵。 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这一点上，被孔子誉为“古之贤人”的伯夷、叔齐堪称为中国古代隐逸之士的典范。他们的精神气节固然值得后人景仰，可他们的生存状态却似乎极为单调、孤寂，拒食周粟，采掇芝草薇蕨以度余生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首阳之山似乎也是他们唯一的生活空间、活动场所，确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况味。在生活状态上，明隐逸遗民与伯夷、叔齐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而与被钟嵘视为“隐逸诗人之宗”，善于在清寂中享受热闹，善于在恬静的村居生活中消弭人生的沧桑苦痛，善于在纯净的田园中寻求精神的自慰自足的陶渊明则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确实，通过“隐居而群处”这样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陶渊明既保持了人格操守，也使自己成为后世隐逸之士效法的人文楷模。从实际而言，清初隐逸遗民的生活状况便可看成是陶渊明在后世所产生的一种文化效应。 诚如钱仲联先生所言：“洎乎朱明之亡，南明志士，抗击曼殊者，前仆后继。永历帝殉国后，遗民不仕新朝，并先后图报九世之仇者，踵趾相接，夥颐哉!非宋末西台恸哭少数人所能匹矣。”明季遗民灿若星布，相较于前代实为突出。而除却流亡，隐逸或者说选择荒山野林、荒江野墅、寺堂庙宇作为栖身之所则是这些坚守民族气节之遗民最为普遍的去向。因此，诸如土室、土屋、草堂、本穴、山居之类名号亦成为他们居处最为常用的称呼。如淮扬吴嘉纪入清后“闭门穷居，蓬蒿土室，名所居日“陋轩”；关中李顾归隐后自署居所为“二曲土室”；昆山葛芝人清后，遁迹于玉山，自号“卧龙山居”；徐州万寿祺隐居山阳，筑茅屋于城西北萧湖畔，自称“隰西草堂”；贫寒自守的长洲遗民徐枋，亦在灵岩弘储的帮助下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涧上草堂”。其实，这样的记载在历史文献中确可算得上是不胜枚举，它们所昭示的无非是遗民们最为普遍的生存形态之。 从表面上看，与外界隔绝、形单影只，或者说形影相吊是明隐逸遗民最为现实的生活形态。其实，隐逸遗民之生活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孤寂，在其背后倒是潜藏着几分丰富。潜藏着几分群处的开阔和热闹，对此可从以下三方面来阐析。首先，我们虽然无以完全明晰这些隐逸遗民的何以隐逸的个中真意，但在隐居中寻绎生活的自适和乐趣又难免成为他们的精神需要。于是，开堂授业，呼朋引伴，徜徉山水，以之来寄托心迹便成为他们最为本真的生活状貌之一。昆山大儒朱用纯，慕王裹攀柏之义，鼎革后息影乡间，授徒赡母，终身不仕。桐乡张履祥明亡弃诸生，超然高隐，日惟讲学谈道，远近负笈从游者甚众。而“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不出土室”的长洲徐枋，亦难耐苦日之良多，时邀知心友朋寻乐于山巅水崖。在其《甲寅重九登高记》中，谓自己“沧桑以后，绝迹城市，而遐搜幽讨，山巅水滋，惟恐不及”，在与友人的交接中亲近着大自然的涧溪乔松、层峦叠翠，“欲一尽登临之乐以写我忧”，在忧心故国“以望其来归”的心境支配之下，惬意地享受造化自然所赋予的清幽闲适。 其次，钟情于社集交游实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嗜好，明清之际益发成为一种时尚、一种风潮，清人张履祥《言行见闻录》即有明确的表述，谓：“近代盛交游，江南益甚，虽避邑深乡，千百成群，缔盟立社无虚地。”很显然，明季遗民亦当在张氏所言之范畴。惟其如此，对隐逸遗民结群而处的生活状态。我们也不妨从雅集、诗社、文会中来寻求相应的依凭。如在回忆明亡后隐居于苏州的先师姜垓时，门人山阴何天宠《姜考功传》有言： 丁亥自兰江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