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土司制度终结的再认识.PDFVIP

对土司制度终结的再认识 杨庭硕 彭兵① （吉首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 湖南 吉首 416000）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主要在我国西南地区普遍推行的行政管理体制。 土司制度的诞生与延续都植根于贵族专制政体。因而，土司制度的终结自然也应 当以专制政体的终结为转移，这本来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此前的研究工 作却因为研究者的立场、观点、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研究的目的和任务互有区 别，以至于对土司制度终结的认定也不可避免要出现各式各样的分歧。然而，土 司制度既然延续了六百余年，对我国西南近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实施了有效统 治，那么，这片辽阔的土地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合法性和正当性 就必然与土司制度的性质直接关联。事关大体，土司制度的终结亦自然成了毋庸 回避的研究课题。立足于当代的学术水平和客观需要，总结此前研究中的经验与 教训，认定其利弊得失，做出必要地再认识，也就成了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之一。 结论十分清楚，即中国的土司制度随着 “辛亥革命”的爆发就已经宣告其终结。 至于土司制度所必然造成的后续影响，这是一切制度都必然会有的历史问题，部 分土司残留至其后一长段时间，显然不应当干扰对土司制度终结的认定。 关键词：土司制度；终结；再认识；残留土司 一、研究对象的属性与任务 近年来，有鉴于对土司制度终结的认定，事关重大，而眼下学界同仁的结论 又见仁见智，难以获得统一的看法。因而，不揣冒昧，大胆发表了一些个人浅见， [1] 其主要观点聚焦于 《试论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 、 《土司制度终结于辛亥辨》 [2]等多篇文章。不料，文章刊出后，学界同仁反响强烈，赞成者有之，反对批评 者亦不少。考虑到学术争鸣理应有来有往，认真拜读学界同仁的讨论后，再结合 对相关史料的分析，深感这一问题大有深化的必要。故借此文略陈己见，以求正 于学界同仁，不当之处，还望批评斧正。 目前，学术界对如下结论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土司制度创设于元代；元明 清三代，该制度都得到了有效地延续，而推行的区域主要以西南地区为线。但该 ①作者简介：杨庭硕 （1942—），男，苗族，贵州贵阳人，吉首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 态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研究。彭兵 （1993—），男，土家族，湖南永顺人，民族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历史民族学。 1 制度何时宣告终结，则争议较大，同时，对 “主要”一词的含义理解上，也存在 着较大的差异。其原因在于，土司制度执行的时空背景相当复杂，作抽象的归纳 总结，具有较大的难度。其中，如下三个方面就很具代表性。 其一是，我国西南地区周边的某些地带，如甘肃省的南部，在历史上也曾设 置过土司。尽管这些土司所辖的地域范围和民族构成，与广大的土司区很相似， 但这些土司的统辖范围，显然不能简单的归属于西南地区。至于有学者将我国东 北部、北部、西部其它形式的行政管理体制也理解为土司，也就是批评者所称的 [3] 将土司制度 “泛化” ，则是另一个问题。原因在于，尽管在这些地区推行的 行政管理体制，同样植根于专制政体，但性质和职能却与土司制度有别，不应当 [4] 与土司制度画等号 。 其二是，在广大西南地区大量设置土司的同时，当地还有其它形式的行政管 理体制与之并存，不仅有与内地相似的“府”、“州”、“县”设置，还有中央 直接管控的军事建制，也客观存在着有待招抚的“生界”。土司的设置，也仅是 一种主要形式而已。此外，元明清三朝还在西南地区设置过不属于土司的各种“王 [5] 爵”，以及等而下之的爵位，允许他们代表中央王朝世袭统治相关地区 。如元 代在云南设置的“梁王”，明代在贵州设置的“镇远侯”，都是如此。这更足以 表明，土司的存在，即令在西南地区，也只能称为 “主要形式”而已。 其三是，与土司制度相匹配的各种术语在元明清三朝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存 在着一定的发展演化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