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地位差异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pdfVIP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 第十二章　 夫妻地位差异对女性 　 　 　 　 　 生育意愿的影响 王君莉∗ “生育” 与 “女性” 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 但生育这一 “天职” 一度 成为女性处于男权社会中屈从地位的首要枷锁。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 中， 女性时常处于无法自由选择是否生育、 何时生育、 生育多少个子女。 在母性的伟大光辉与生育决定权的丧失之间， 似乎总有一种悖论： 为人类 繁衍做出巨大贡献和自我牺牲的女性， 竟处在生育事件的胁迫和重压下， 身 不由己地承受着或隐或显、 或明或暗的 “损失”。 一个家庭中丈夫和妻子在 “生育” 事件上所最终达成的 “意愿” 背后隐含着两性之间的 “差异” “权 力” 等一系列内涵， 需要我们去探讨并在了解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思考。 一　 引言 生育意愿研究， 是近些年人口学界的核心关注之一。 它不仅反映当前 人口现实， 也是对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和预测的重要指标。 一个 家庭中女性生育意愿的形成和表达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已有对生育 意愿影响因素的大量研究证实， 生育意愿是由某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 文化传统与习俗、 家庭中权力结构与互动关系、 个体因素等共同作用 的结果 （周福林，２００５）。 而对生育意愿的研究， 应涵括三个维度： 时间、 数量和性别偏好 （顾宝昌，１９９２）。 由此， 某一地区某一群体的生育意愿 状况， 反映了该地区或该群体的性别地位差异， 而性别地位差异毋庸置疑 是女性学研究的传统关注之一。 目前， 生育意愿的研究较为细致， 不仅包含不同生育政策下人们生育 ❋∗王君莉， 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 第十二章　 夫妻地位差异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１７５ 意愿状况的描述， 亦有针对不同地区 （如西部农村地区、 东部沿海城市地 区等）、 不同群体 （如独生子女群体、 流动人口等） 等的细致研究， 更有 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探讨。 我国生育意愿研究的结果表明： 我国已经进 入低生育国家行列，２００５年１％人口的抽样显示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 率大约在１５， 甚至可能还要更低 （郭志刚，２０１２）； 随着经济发展， 以往 农业社会中村落文化中固有的对 “多子多福” 观念的推崇和从众心理作用 下的 “自毁” 式的生育 （李银河， ２００３）， 已经得到巨大改观， “少生优 生” 正成为人们自觉自愿的选择； 尽管农村居民在意愿生育数量上更多受 到政策的影响 （李建新、 张春泥， ２０１０）， 但是农村更多的劳动力正在或 者已经成为 “候鸟”， 受到新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冲击， 面临子女教育投 入产生的巨大经济压力， 农村居民， 尤其是流动人口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 的少生意愿， 且男孩偏好也有明显减弱 （廖庆中、 曹广忠、 陶然， ２０１２）。 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已经具备了 “放开二胎” 的现实可能性 （李建 新、 李娜，２０１２）。 在以往的生育意愿研究中， 人们关注的往往是 “女性的生育意愿”， 即预设了一个前提： 女性是生育事件的直接承担者， 同时也是生育决策的 完全掌握者。 但事实上， 作为家庭活动的生育， 生育意愿的形成实际上更 多受到 “当家人” 的影响。 因此， 家庭中夫妻权力结构模式， 即夫妻之间 的地位差异状况， 与女性生育意愿的表达有紧密的关系。 传统的社会理论 认为， 夫妻各自所占有的资源， 双方在商议事情、 解决问题和处理冲突方 面的互动过程， 以及最终由谁做决定， 是家庭权力运作的三大因素。 基于此， 本研究拟从女性主义的关注着手， 欲对家庭中夫妻权力结构 模式与女性所表达的生育意愿的关系做一番探究， 以试图弥补以往研究关 注的疏忽。 由于缺少合适的数据和方法， 将夫妻权力结构模式划分为 “夫 主妻从、 夫妻平权、 妻主夫从” 三种模式。 而以往对妇女社会地位和家庭 地位的研究中， 通常将女性地位界定为相对于男性的一种比较的地位状况 （叶文振等，２００３）， 它包含了妇女所拥有的财产和经济收入状况、 受教育 程度、 生育健康状况等因素。 在西方学术界， 对生育意愿的研究出现了新 的视角： 开始关注艾滋病等特殊群体的生育意愿， 注意到助产士对女性生育 意愿的影响， 不同地区和收入阶层的人们控制生育的方式等； 研究的视角不 再限定于人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