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身经历萧山围涂造地.docVIP

我亲身经历的围涂造地 　　■口述：沈关土围涂老人 　　整理：高元法 　　我今年75岁，从萧山围垦指挥部退休已经10多年了。我名字叫关土，我的工作围绕着“土”，在钱塘江滩涂中围涂造地。有时候想想倒也蛮有意思。 　　我不是军人，体会不到千军万马上战场的宏伟气势，但在我内心深处藏着萧山围涂造地的壮观场面。每次围涂都有几万、十几万人上阵，如同上战场一样，大家忘我地日夜奋战筑堤。那彩旗飘飘，人山人海的场景，萧山人民那无坚不摧的精神状态，在我脑海里烙下了印记，永远鲜活。 　　 　　●在那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大家都是一早赤脚就上工地。许多人生满了冻疮，手脚肿胀，但都不退却，直到完成任务为止。当时，大家吃的是霉干菜、霉豆腐、萝卜干和用咸水制成的四等糙米饭，喝的是咸得发苦的咸水茶。 　　 　　在茫茫的滩涂上，参加围涂的人们，犹如千军万马，迎着钱塘江的阵阵恶浪，无数次与涌潮搏斗，经受着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筑起了一条条使人难以想象的围垦大堤，围起了大片大片的土地。 　　在我参加的围垦工程中，要算“军民联围十万亩工程”声势最大、最紧张，那时候的天气也最冷。军民联围十万亩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在1970年底，第二期在1971年初。 　　政府一声令下，劳动大军从萧山各地涌入围垦工地。从内地通向围垦的河道上，成千上万的船只载着围垦所需的草苫、毛竹等物资，首尾相连；公路上，数以千计的手扶拖拉机、汽车连成长龙；楼塔、戴村等地的人，身带饭包、工具，不畏辛苦，徒步来到工地。大家都自带工具和生活用品，条件非常艰苦。 　　天寒地冻，朔风凛冽。在一望无垠的滩涂上，烧无灶、睡无床，但大家都不怕，因陋就简，在已围老堤坝上、河道平坡上搭建起简易的草棚，结成长达10多公里的“作战营房”。一个20多平方米的草棚，住三四十个人，大家挤挤挨挨，甚至几个人睡一个被窝。早上，队长一声喊：起床了。大家一骨碌爬起来，脸一抹，饭一吃就上工地了。 　　因为从10多公里长的大堤到工地现场，有大小不等的流化沟（编者注：钱塘江滩涂上自然形成的水沟称“流化沟”。有两种：一种是潮水涨落时形成的水沟，往往较大，且极不稳定；一种是雨水自然集流形成的水沟），一些大的流化沟无法跨过，所以，在开工前我们指挥部负责搭建好毛竹桥。这毛竹桥长三四十米，宽只够一人挑着土箕等工具通过。每天凌晨天发白时，毛竹桥上挤满了去工地的人，那场面就像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因过桥的人多，桥身被压得像蛇一样扭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胆子小的人总是吓得浑身发抖，有时桥面竹片破损，一不小心脚就滑落下去，皮破血流。 　　在那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大家都是一早赤脚就上工地。许多人生满了冻疮，手脚肿胀，但都不退却，直到完成任务为止。当时，大家吃的是霉干菜、霉豆腐、萝卜干和用咸水制成的四等糙米饭，喝的是咸得发苦的咸水茶。当时曾经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吃的咸苦饭，睡的白沙滩，夏天蚊虫咬，冬天喝北风，月点灯，风扫地，披星戴月，满身是泥沙。 　　作为千千万万围垦战士中的一员，一说起围垦，我总是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一幕幕与险情抗争的情景时时在我的脑海中掠过。　 　　 　　●一听这样的险情，我急得团团转，全身麻木，简直要晕过去了。当时，我因病在家休息，身上的风疹发得很厉害，东一块、西一块，全身浮肿。组织要我马上去工地，我二话没说，加了件衣服就要走，妻子泪流满面：“你病得这么厉害，胃口也不好，怎么可以去上班呀？”我哪里还顾得上自己的病，心里就是一个“急”字。 　　 　　我原在义盛公社工作，1969年调到萧山围垦指挥部工作，任副主任。 　　1969年6月底开始，连续阴雨10多天，其中连续大到暴雨数天。7月4日，桐庐山洪暴发，江水猛涨，洪水从上游顺势而下。当天，当时的县水利局局长张荣钧、朱忠良和我三人连夜摸黑赶往仓前水文站了解潮位情况。从头蓬的指挥部到仓前水文站大约十几公里路。一路上，风雨交加，雨打在脸上，人几乎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来。田里、络麻地都已平坦得像一张张竹席。我们三个人心急火燎、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仓前水文站时已是深夜，全身溅满了泥浆和水，又冷又饥。水文站工作人员袁同志看到我们这副样子，让我们坐到锅灶前取暖，并为我们煮了一锅糙米粥，大家狼吞虎咽地吃下。 　　我们决定连夜发动河庄、新围乡的干部群众一起来加高大堤。很快，新围乡组织了100多人，河庄乡也组织了100多人，分头在凌晨到达工地。由于围堤全属粉沙土，土层疏松，极有被冲垮的危险，我们及时研究对策，土法上马，分头包干。在堤坝内外两侧平台各开一条沟，灌足水后，再用铁耙把泥土回填沟中，用脚踏泥夯实。 　　7月5日，洪水来到，最高水位达吴淞标高9.2米，而堤高只有9.5米，仅0.3米之差呀！由于工作做在前面，大堤总算保住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这场洪水是我到指挥部后经历的第一次严峻考验。 　　另一次印象比较深的保坝抢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