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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五大城市民工生存状况调查(1) 孙 磊 “我们流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我们见证这个城市的日新月异， 但这万家灯火却离我们很远。”在采访中，我们听到民工们酸楚的心声。 民工，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建设城市，创造财富，但一个鲜 明的对照是他们贫穷无奈的生活状态。试想，如果一个人每天工作12小时甚至 更长，工资微薄，没有娱乐活动和正常性生活，无法参与社会交往，结果将会怎 样？ 在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专家们指出，艰难的生存状况和陌生的城市使中 国民工饱受心理疾患之苦，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应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中国目前有 超过 1亿的农民在城市打工，每年又有上千万新的劳动力大军涌入城市。城市 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 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北京安定医院资深大夫陈 斌说，除遗传因素外，民工易患三种精神障碍：一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休克” 型精神障碍；二是工资拖欠等重大打击造成的急性精神病；三是进城返乡途中恶 劣的旅行条件造成的旅途精神病。这些病症的临床表现通常是折腾、打人、说话 凌乱、丧失记忆和裸体奔跑等，严重时有自杀行为。同时，不能忽视的是，这些 流动人口还存在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性心理问题。 不应该也不能够忽视民工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要给予关注。因 此本报特别推出这个专题，选取全国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重 庆、 武汉，对民工的出路、生活、子女教育、情感、健康权益等方面的状况进行了采 访。希望读者能够更加了解、关注“我们身旁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 广州：不该被遗忘和歧视的群体 中午12点钟左右，黄彬被一阵喧闹吵醒，同宿舍的工友刚刚下班回来，正吆喝 着结伴上食堂吃饭。“彬仔，快起来，去晚可就没饭了。”大陈就站在他床前， 一边 用毛巾揩着身子，一边大声地用浓重的河南方言喊着。大陈睡在黄彬的上 铺，就在几个小时前，黄彬刚下完夜班回来，也在用同样大的声音喊大陈起床。 黄彬费力地睁开眼睛，感觉头疼得厉害，他从枕头边拿起那块老式机械表，眯着 看了一眼，12点15分，“妈的，刚睡了5个小时。”他嘟囔了一句，“我不去 了，帮我打点饭回来吧。”黄彬有气无力地对大陈说道。 2点钟，黄彬又醒了。整个宿舍空无一人，那5个家伙又上班去了。桌上是大陈 打回来的饭菜，黄彬咂吧着嘴，感觉到一股酸味，算算看，自己有十几个小时没 吃东西了，可是却一点食欲也没有。 3 点钟要上班，黄彬只好爬了起来，漱嘴、洗脸、刮胡子，象征性地扒拉了两口 饭，穿了件外套出了宿舍。 宿舍到厂区不过5分钟左右的路。这是一家规模较大的港资造纸厂，出了大门就 是一条公路，从这里坐车到广州市区只要30分钟。来广州6年了，黄彬 到市区 的次数却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数是在谈了女朋友以后。对于广州，黄彬的印象仅 仅停留在楼多、车多、人多，每次身处闹市区，他都会觉得有些不自在。6 年了， 黄彬居住在这个城市里，却游离在这个城市之外。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真正走进 这个城市。他常常在想，究竟是自己不适合这个城市，还是这个城市不适合自己。 天阴沉沉的，4月的广州气温不算太高，但空气中总是湿湿的。6年前，刚从老 家大别山区来到广州，黄彬还很不适应这样的气候，那时他24岁。可现 在，今 年刚满30的他觉得自己至少从身体上像个广州人了，只有在这样的气候下他才 觉得很舒服，而每次回老家，不是觉得太热就是觉得太冷。 其实 6 年中，黄彬一共也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是爷爷去世，那是 8 月天，家里热 得要命。还有一次是最疼他的姑姑去世，是在2月，只穿了件毛衣和外套回家的 他被冻得够呛。 黄彬很少回家，除了因为来回路费太贵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根本没有假 期。 黄彬的工作是仪表维护与维修，像他这样的技术工人，厂里一共就招了6名，分 成三组，实行三班倒，没有双休日，也没有任何节假日。 从宿舍出来，黄彬直接往大门走去。离上班还有半小时，他决定抽空去趟镇卫生 所。这段时间他一直觉得身体不太舒服，没什么食欲，前几天去卫生所检查了一 下，今天结果应该出来了。 出大门的时候，黄彬又看到那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在和门卫吵闹着。就在十几天前， 厂子里出了个事故，一个压力容器不知为何爆炸了，两个技工一个被炸死，一个 被炸伤。因为少了一组人，黄彬他们这段时间一直是两班倒，每人每天要工作近 16个小时。 女人是那个被炸死的技工的老婆，上星期刚从老家赶过来。她正哭着用家乡话说 着什么，黄彬听不懂。其实，前几天黄彬就听说了，厂里赔偿了家属3万块钱， 但对方觉得钱太少，一直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