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及解构主义.docVIP

论钱锺书与解构主义 钱锺书先生是中西兼通的学术大师，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先见性的卓识，与西方学术巨子冥契相通，让人惊叹不已。从“解构”1的角度来解读钱锺书，不是说钱锺书受到了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而是我们在钱锺书著作中读出了极为鲜明的解构性特征。西方解构主义将矛头直指西方思想史观念的整体性与同一性，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语言中心主义，任意涂抹传统的“宏大叙事”，在人文科学话语中自由嬉戏等等主张，都可用来比附与解说钱锺书著作，或者说，两者之间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将“解构”作为又一条串起钱锺书著作的线索，对其重新加以解读，从而标示出锺书著作在语言立场、文化态度、文本形态和思维向度上的解构性及其与西方解构主义的关系。西方文化的主流历来把理性的逻辑的思维方式当作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以至生存方式，西方文化的一般传统也正是以此为根基和主导的。近代以来，理性作为西方文化的主体精神被推至至高无上的地位。笛卡尔提出将一切都提到理性的法庭面前去审查，黑格尔更是登峰造极，提倡绝对理性精神。一切都必须在理性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否则就是放弃存在的权利。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尤其是到了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金融资本的快速扩张，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人的理性精神支柱遭到彻底的摧毁，非理性思潮甚嚣尘上。战后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又使人们在享受物质文明之惠的同时，也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科技所导致的人本身价值的失落。在这样的社会思想背景下，后现代主义进而将现代主义所倡言的非理性推向极至，表现出对秩序理性的叛逆和对无中心、不确定性的推崇，甚至将后现代主义推衍开来，把一个流派的力量变为整个文化的思想。按照一般的理解，“后现代”既是词汇层面的、也是学科层面的，更是文化层面的。它已然成为1950年以来变化了的社会的整体文化特征，贯穿于社会的一切方面，从经济结构、消费方式、空间组织、视觉形象、文学叙事到哲学思考方式，几乎都被笼罩在“后现代”这个无所不包的神秘之网中。解构主义正是这一思想大潮的突出体现，它标志着西方思想的决定性转折。1967年，法国的德里达以《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著作的出版，正式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解构理论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巨大的声势，形成德里达、罗兰·巴特、福科、J. H. 米勒、保尔·德曼等欧美著名理论家相互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他们一方面将主要批判方向确定为现代哲学最顽固的堡垒──结构主义，一方面又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解释接受理论的不彻底性，从而完成了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的瓦解。2在德里达他们看来，自柏拉图以来至结构主义的诸多哲学观念都存在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问题。对中心、本源和“在场”的追求，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而今这一认识论上的束缚，必须彻底打破并加以解构。结构主义是目的论或等级观控制结构中各个因素所形成的自足的整体性，各个因素之间的差异受同一性中心原则支配并共时态地展开于一个层面，成为一个不与外部发生任何联系的封闭自足体系。拆除这种具有指涉结构的整体性同一性也就成为解构的目标。德里达等从“拆除在场”和颠覆秩序入手，瓦解形而上学的基础，从而打乱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主义根深蒂固的传统。德里达并且提出了他独创的“分延”、“播撒”、“踪迹”、“替补”等关键性的解构策略。这种解构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一方面传统理性二元对立的文化结构被解构这种一元结构所取代；另一方面整个文化在解构的利刃下又处于一种片断的破碎的无中心状态，世界呈现出零碎的散片姿态。3一种破碎的片断的无中心的文化形态成为其主要文化形态。生活在后现代的主体，始终被一种片断感受所笼罩，这正象英国社会学家鲍曼一部新著的标题所标示的那样──“生活在碎片之中”。正是解构主义这种破碎、片断、无中心的文化形态，使后现代的最大特征──“拼贴”成为可能。拼贴，既生动地显示了当今后现代文化秩序的可解构性，又道出了现代文化发展的可建构性。透过由“片断”到“拼贴”这一后现代的现象症状和构成方式，就可以发现，在现代文化中作为一切知识话语根据的“元叙事”已经消解，呈现出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景观。“解放的叙事”或“启蒙的叙事”等宏大叙事不再是知识话语的合法化根据。文化研究同样具有相当的可解构性，同样呈现出片断、破碎的状态，也同样面临着“拼贴”的无限可能性和建构性。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寻到了钱锺书与解构主义的共同之处。钱锺书著作所呈现的正是对中西文化“宏大叙事”的颠覆和对系统性、中心性的拆解，他的主要著作都体现出破碎、片断的文本形态，具有鲜明的解构性与建构性。当然，由于历史的误置，钱锺书先生及著作所产生、生存的中国社会到目前为止尚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解构主义。我们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钱锺书先生曾系统研读过西方解构主义经典，曾经有意识地运用解构主义理论来解构中国传统文化。而且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