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早年的教育思想 - 张元济图书馆.doc

张元济早年的教育思想 ——读“答友人问学堂事书” 上海市教科院 张声远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氏被“革职，永不叙用。”遂举家离京到上海。时年32岁（光绪24年，1898年）。翌年初，就在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任主事。1901年初，任南洋公学代总理，创办公学附设小学堂和特班等。1902年底张氏辞去南洋公学职务，进入伴其终生的商务印书馆。“在离开南洋公学前夕，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答友人问学堂书”。（注1）张氏离开清朝廷后，清朝廷也经过了义和团事变（1899年），与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1900年），1901年1月，尚避难在西安的慈禧以光绪帝名义颁布上谕，同意变法。开始了所谓的“新政”时期。“新政”开始的重头戏还是改革教育。就在这一年朝廷三次颁“兴学诏”，“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一时全国书院纷纷改名为各类学堂，也新建了许多新式学堂，所以才有 许多“办理学堂之事”。“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以下简称“答书”）就是在清末“新政”要求各地兴办学堂、张氏本人正在上海办学、友人到省后可能也要办学的背景下发表的对办学堂的看法。可以看作是张氏早年教育思想较为明确，较为系统的阐述和总结。以下就按这封信的顺序，把张氏早年教育思想概括成五个方面来说。 普及教育，开发民智，以使人明白为第一义 朝廷在兴办学堂时，总说是为了培植人才。如光绪27年八月初二（1901.1.14）上谕：“人才为政事之本”。同年十月十五（11.25）上谕：“建学储才实为当今急务”。而张氏认为，当前兴办学堂最紧要的是普及教育、开启民智。至于“培植人才”则是在开启民智的过程中达到的。这说明在办学目标上两者有很大的差异。当时兼任南洋公学督办的洋务派官员盛宣怀（1844-1916）也常提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况树人如树木，学堂迟设一年，则人才迟起一年。”（注2）张氏在1901年10月5日致盛宣怀的信中，就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所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未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今设学堂者，动曰造就人才。元济则以为此尚非要。要者在使人能稍稍明白耳。”（注3） 这在“答书”里说得更明确：“今设学堂，当以使人明白为第一义。德被法败，日本维新，均汲汲于教育之普及者。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本此意以立学，则必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则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 张氏要求教育普及的思想一直保持到晚年。在1937年（71岁）9月发表的“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一文的结尾也提到：“我奉劝教育的当轴还要放开眼光。看到后来。将一般的教育在这时候立定根基。根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教育不要贵族化。要贫（平字还不够。）民化。不要都市化。要乡村化。不要外洋化。要内地化。”（注4） 张氏的设学堂要在“使人明白”，就是要开发民智。这在“致盛宣怀”的信中说得十分清楚：“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今日世运已由力争而进于智争。力争之世，不必开民智也，取用其力而已足也。智争之世，则不得不集全国之人之智以为智，而后其智始充。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人果明白。令充兵役则知为求独立也，令纳租税，则知为谋公益也，则无不欣然乐从矣。盖如是而后善政，乃可行也。” “开启民智”是当时很多改革家的共识。这一思想最早是严复（1854-1921）提出的。严复早在1895年就发表过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原强》。提出“今之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鼓民力”是要使民的“体气强健”。“开民智”是指普及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新民德”是要使民参与国家事务，“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改变民与君主、国家之间的主仆关系为平等关系。张氏取严复“开民智”一词，但其内涵作了取舍。虽然没有要去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但还是更重在要明白国之危亡、种之衰灭等大问题。同时又拒绝把严复“新民德”中的“兴民权”和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思想作为“开民智”的内容。这说明当时张氏所使用的“民”和“国民”与严复、梁启超（1873-1929）所说的“民”和“国民”的概念，在内涵上还有